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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交通闭塞,信息传递缓慢的时代,中央下达到地方的政令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
有些时候,皇帝轮换、朝代更替这种大事都无法及时被偏远地区的人们所知,因而就会现了“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情况。
正是由于“信息差”的存在,才形成了“欺上瞒下”、“上行下效”官场风气。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程度愈发松散,国家内部各自为政,分崩离析。
久而久之,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地方彻底脱离中央控制,国家也就名存实亡了。
就好比,赵桓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来造反就很好地利用了信息差。
可他没有意识到信息的事实性和不完全性,单凭一封信和三具焦尸就轻率地得出“赵耀死亡”这一结论,并且仓促举事,失败是必然的。
单从皇权的更替来说,越早获得信息的皇子继承皇位的几率都会大不少。
朱棣的两个好大儿,朱高煦和朱高燧,估摸着朱棣快不行了,一直待在京城不愿回到各自的封地,就是想着能先一步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然后趁早占据争夺皇位的主动权。
无论在哪个年代,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广,时间越早,获得的回报也就越丰厚。
就连大学里的班长,有啥好的比赛、活动信息,或者是入名额,往往要等到截止时间最后一个小时才通知……懂得都懂。
为了打破这种信息的闭塞的情况,赵耀决定兴办报纸。
如此一来,必能推动全民读书识字的文化浪潮,解放思想,开启民智,把汉民族从愚昧与混沌中拉出来,走上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报纸雏形,被称为“邸报”,主要用来传达朝政消息,皇帝谕旨,以及官员任免调动等官场内部相关事宜。
由各郡县派出邸吏在京师长驻,负责收集和抄录邸报内容,并传回地方,相当于现代的地方驻央视新闻记者。
最初,邸报只允许在朝廷内部传抄,邸吏们不得不“手自笔录,记时而还”,极为不便。为了方便传抄,直接张贴在宫门和城门外,公之于众,电视剧中一群人围着告示指指点点的剧情就是这么来的。
每张贴一张邸报,就相当于一次央视新闻发布会,受到中央的严密控制和审核。
邸报一直被历朝历代沿用并完善,赵耀的诏书政令、起居言行、对外征伐决议等全都被记录在邸报中。
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抄录邸报为生的抄书匠,官员、富商们大都乐于花钱购买。渐渐地,邸报的发布时间逐渐趋于稳定,成为了达官显贵的日常读物。
但是,由于手抄报的价格高昂,受众也只有精英阶层,市场需求太少,没有流行起来。
而且,封建王朝对民间的舆论控制很严,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不小心就会因言获罪。
用词用字还需要避开皇帝的名讳,就连“李世民”的“民”字都要避讳。“人民”一词出自《孟子》,历来都是劳动群众的代称,为了不犯皇帝的讳,“民风”被改成“人风”,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鞑清更是无耻至极,大兴文字狱,各种上纲上线,各种乱扣帽子,压迫知识分子,愚弄百姓,妄图堵住悠悠众口。
有个秀才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么一句诗,就被满门抄斩!
识字率,价格,言论管控……种种原因都限制了报纸的发展。
然而,报纸对于开启民智、传达中央意志、构建意识形态、引领人民思想等都有巨大的作用,不能因为一点小阻碍就置之不理。
赵耀下令,放松言论管制,取消文字避讳制度,允许官员和百姓们畅所欲言,以此来营造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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