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下文学

第19节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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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清就有了两种烟, 洋药和土药。为了“量中华之物力, 结友邦之欢心”, 也是为了干掉太平天国的那些泥腿子维护爱新觉罗千秋万代的统治,皇帝就开始号召臣民们吸自家种的土药, 这是爱国的表现呢!

于是林公的虎门销烟销的就是外国的走私烟, 林公本身是不反对吸烟的, 他反对的是吸外国烟, 这样会造成白银外流,让国家变穷。对于林公而言,吸烟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他支持民众吸土烟, 因为“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 何碍之有?”这也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鸦片的看法,他们认为百姓吸食土生土长的鸦片会中和鸦片的毒性,对人体无碍。

后人也不必多加苛责林公,只能说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任何事物成为了某些人的钱袋子后,那么社会对这件事物定下的性质就会变得暧昧扭曲起来,甚至法律都会为其做出让步。归根到底不过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罢了。

哪怕在民国,鸦片也是个会动摇国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例如,如今云南的年收入约为1100万银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银元。

鸦片被各省军阀视做了钱袋子。如今统治四川的军阀就规定了:农民如果只种粮食不种鸦片,那么种一年粮食交三年的税,但是如果种烟的话就交一年的税……如果第三年农民还是只种粮食不种烟,那农民就要交七年的税。

川军也因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双枪军”,即一手火枪一手烟枪。若不是后来川军靠“壮士出川”在抗战中血战到底证明了他们的血性与勇猛,川军会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抬不起头来。

也正是因为百姓都荒废了土地改种鸦片,民国才会每隔几年都会发生“大饥人相食”的惨剧。

直到几十年后,那股红色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那些开创了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泥腿子抵抗住了钱袋子的诱惑,一刀切去了鸦片和妓女这两个毒瘤,才让华夏的民主真正站了起来。

乐景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明白,鸦片问题是时代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力就能解决掉的。

所以此情此景下,尽管不甘,他能做的也唯有沉默。

在安静的房间里郑宜梁的一声轻叹格外清晰:“君玉啊,别想了,这件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就算大总统也解决不了。”他颓唐地苦笑一声,“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以身殉国谢罪了。”

周德璋沉默几秒钟,然后勉力抬起头,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瞧我,没事说这些干什么?倒是惹得大家都不痛快了,是我的错,还望两位原谅则个。”

乐景摇头笑道:“周公忧国忧民何错之有,只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文章尽可能地传达我们的思想了。”

郑宜梁连忙点头附和道:“对极,对极,我就不说了,君玉你怎么也是个大作家,你的文章总有很多人响应,你可以用自己的文章来呼吁禁烟呀!”

周德璋在心里叹息,他明白这不过是好友在安慰他罢了。鸦片问题不是他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他以往也写过很多文章表达自己的禁烟主张,也的确在报纸上引发过很多讨论,但是也仅限于“讨论”了。

在郑宜梁和乐景不约而同的转移话题活跃气氛的努力下,几人间的气氛明面上也终于摆脱了刚才的消沉,重新变得和乐融融起来,只是内在的暗潮汹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西边,地上冒着蒸腾的暑气,街上只有零星的行人。郑宜梁哪怕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黄包车上,也挡不住全身的汗意。他满头大汗用手给自己扇风,暗骂这见鬼的天气。

坐在一旁的周德璋忍不住跟郑宜梁提及了李景然:“我观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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