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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所谓“是非”、“利害”、是指人生所面临的种种纠葛和矛盾。人不同于自然界万物,而是有意识的存在。他有知识,有欲望,有种种情识活动。正是这种情识,使人心迷执于分别,背离于大道,丧失了本有的自然之德、纯真之性。“致虚”或“坐忘”的方法,就是通过自我修养的过程,不断地超越“是非”、“利害”,化解一切差别,忘却外物、自我的存在,重新恢复自我与大道的统一,使心灵重归于冲虚自然、无执无为的状态。
在《列子》中,无心之境即是冲虚自然之境,也就是《郑长者》书中说的,“无见”,“无现”。这是一个内外合一,物我无别的浑化境界。人达于此境,他的生命意义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虽有限而具有无限的意义。他身处尘世中,却无往而不顺通。因此,无心之境所显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心灵。但这种自由自在不能理解为外在的、肉体的,它无关乎现实,完全是心灵的自我体验。
《黄帝篇》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皆在显示这种自由自在的心灵。如说:“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华胥国之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等等。这种无往不适、无比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它是落在心境上,是具有理想之境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在“郑巫季咸”故事中,“地文”、“天壤”、“太冲莫眹”实是对至境特点的集中概括。“地文”的特点是“不震不止”。此是指心境之“静”,亦即“无”。主体超越种种是非之别,欲念不起,故此心境为“无”。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实是有体无用,故“无”只是抽象之“无”。“天壤”的特点是“灰然有生”,象征心体之“动”,亦即“有”,此是心体之用。心灵动则必外现,有种种活动,所以用“有生”说之。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有用无体,因此,其“有”只是一个抽象之“有”。关于“太冲莫眹”,张湛引向秀注:“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此指心境之“静”。又说:“无心以随变也。”此指心境之“动”。至人之境,虽静而动,虽动而静,故动、静皆为具体之动静。动静相即,有无不离,此体用合一之境,是最高、最圆满之境。
至人所呈现的三种境界之相,关涉到如何理解理想境界的问题。照上面所说,无不能遗有,有不能离无,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心而必应世成务,就世成务而必体无。单应世成务而不能体无固是一偏,但孤悬一个无心而遗弃外物,这也是一偏。因为,把无心孤悬,实际上是把有无对立起来;而一有对立,便不是无心,而是有心。因此,真正的理想境界必是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是超越双边的有无统一。这一理想境界,通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说得通俗一点,不过是强调人们当不执无为、体悟自然之道生活而已。这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理想原则。这一“知命安时”的生活态度,实际是至人“无心”之境的一个体现。而达到逆过即是顺的顺应自然的境界,这既是化解种种差别而提炼境界的功夫,又是浑化之境的本身,因此,它构成了《列子》“贵虚”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些学者认为《列子》是宿命论,其实不能对《列子》这样去解说。因为《力命》篇中“命”还有“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说法,似乎还有明显反对“预定”、“决定”、“因果”的涵义。即使评价《列子》是“命定论”、“宿命论”的学者,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评述《列子》中的“命”时是在通常所理解的消极层面上的“早已预定”、“绝对必然”、“唯有绝望接受”这个、意义上使用“命定论”“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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