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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宦游生涯的第一个驿站是陕西凤翔，任凤翔府任签书判官，职务全名很长，足足有21个字——“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前面两个官名都是虚的，分别代表级别和待遇，级别是从九品下，享受正九品待遇，只有最后一个是实际职务，也就是凤翔府签判。
宋代的签判掌诸案文移事务，主要掌管机关日常公文，也分管一部分案件、税务等工作。
凤翔古称雍，项羽封章邯为雍王，即在此地。因“凤凰鸣于岐、翔于雍”的传说，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为凤翔府。
到了北宋王朝，凤翔是西北重镇，地位远超一般州郡。所以，苏轼的仕途起点不可谓不高，这也是因为韩琦、欧阳修等重臣的奖掖推荐，朝廷才对其破格重用。
苏轼的弟弟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与苏轼一起中进士。苏辙与苏轼赴京应试时，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
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又经过渑池，忆及苏辙曾有《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鸿爪留印属偶然，鸿飞东西乃自然。偶然故无常，人生如此，世事亦如此。苏轼用巧妙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漫长的征途，所到之处，诸如曾在渑池住宿、题壁之类，就像万里飞鸿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痕，接着就又飞走了；前程远大，这里并非终点。人生的遭遇既为偶然，则当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果能如此，怀旧便可少些感伤，处世亦可少些烦恼。
苏轼的人生观如此，他劝勉爱弟的深意亦如此。这种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符合古代士大夫的普遍命运，亦能宽解古代士大夫的共同烦恼，所以流布广泛而久远。
苏轼到了凤翔，下车伊始，便加班加点投入工作。他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自述：“伏自到任以来，日夜厉精”。
苏轼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让当地老百姓痛恨和畏惧的问题。
那就是“衙前之役”，这是宋朝的一种徭役，顾名思义，就是差遣百姓帮着衙门办事。办事的范围很宽泛，比如给衙门做饭、泡茶、煮盐等等，但主要职责是看管仓库、运送公物。
这都不是容易的活儿。看仓库，仓库失火了、进水了、被盗了，都得照价赔偿甚至治罪。运送公物则更苦了，当时治安很差，路上万一被“梁山好汉”打劫，那就得赔上身家性命了。
因此史书对此评价说，“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
苏轼所在的凤翔，更是衙前之役的重灾区。这里的老百姓每年都要在终南山砍伐无数木材，编成木筏，装载着西北诸州县的官物，沿着渭水进入滔滔黄河，一路漂流而下。经过三门峡等险峻之地，运抵位于黄河下游的首都开封，交割完毕，才算任务完成。真可谓九死一生！
更让苏轼感到气愤的是，当地部分官员毫无悲悯之心，很多公物明明无须紧急运送，却还强迫服役的百姓赶在黄河汛期出发，这不是驱民入渊吗？
苏轼抓住了问题要害，果断修改了制度规定，让服衙前之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选择运输时间，避开黄河汛期，这样衙前之役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1063年3月，宋仁宗去世，宰相韩琦任“山陵使”，负责修建仁宗皇帝的陵墓。修陵需要大量巨木，韩琦就把这个任务压到了森林密布的凤翔府。而苏轼作为凤翔签判，负责具体落实运输巨木的任务，需要组织大量民夫服衙前之役、运送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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