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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力量是需要時間的，而這樣一種對理想的完全背叛，在俄國似乎還不可能說已經發生了。同時，在克里姆林宮的領導集團里大概存在著原則與權宜之計的一種持續不斷的、可能還很尖銳的緊張狀態。
體現俄國政策對立兩極的那兩個機構是，布爾什維克黨和紅軍。黨的存在的全部目的和它掌握權力的正當理由，就在於它完成革命的能力；年輕的共產黨員都宗教式地從偉大的革命英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經文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神聖理論。紅軍則首先是俄羅斯國家和民族的保衛者。它直接繼承了沙皇時代軍隊的傳統，紅軍軍官始終沒有完全受到共產黨的支配。如果把1941年至1950年間俄國國內的發展看成是一種介於軍隊的統治與黨的統治之間的搖擺，這是可能的。而且也許還頗能說明問題。當然，黨和軍隊之間並沒有公開發生衝突，但軍隊和黨的領袖在群眾中所據的顯要地位，卻有了引人注目的改變，而且在宣傳方面，也有同樣的改變，從戰時的愛國主義，恢復到戰後年代中宣傳布爾什維主義。
共產主義原則同俄國國家利益之間的不調和，並沒有越出俄國歷史中業已持續了多年的一種更為廣泛的緊張狀態的範圍。俄國對西歐國家的態度至少從伊凡大帝的時代起，就是吸引與排斥，模仿與拒絕，羨慕與厭惡的一種稀奇的大混合。史達林政府並沒有避免這種由來已久的兩類互相衝突的情感。布爾什維主義本身，至少就起源來講，原是一種西方的信條。美國的效率作為一種理想早已向蘇聯工人和企業管理人員推薦了，1936 年的憲法大部分是仿照西方的典範而擬定的。另一方面，對西方的排斥則採取了新的形式：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一切邪惡都歸諸歐美社會，而始終堅持、有時甚至可笑地堅持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人們認為俄國人進行外交談判時的那種僵硬死板的作風，就是由於他們竭力壓制面對資本帝國主義以及較為開明的西方國家所感到的根深蒂固的不快的結果，這種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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