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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退，全部退出了官场。
隐退之后，四族中，年岁或名气大的纷纷开办私学，讲经授业，年轻士子或闭门读书，或四处游学。
在颍川四姓带动之下，颍川各士族名门或名士争相效仿开办私学、收纳学子。
一时间竟使得颍川学风鼎盛，不仅深受本地士人追捧，其他州郡士子也是趋之若鹜，纷纷慕名前往求学。
渐渐地，士人将以颍川四姓族学为首的各地私学合称为“颍川书院”，颍川书院之名开始享誉天下。
至此，颍川四姓的名望更是再上一个台阶，几乎成了中原士族之领袖。
不得不说，在这个书籍无法普及的时代，知识才是
真正的力量，有了知识就有了名望，有了名望就掌控了舆论和话语权。
虽然颍川四姓已无人在朝廷任职，却丝毫无损于其对朝廷的影响力。这与党人存在毫无二致，其不在朝廷，朝廷却处处是党人的影子。
因此他们不担心朝廷的禁锢，反而对敢反叛朝廷的句章许昭抱有极大的戒心。
毕竟“阳明朝廷”会让士族失去天然优越性，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说道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东汉的察举选官制度。
两汉时期，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在汉武帝的大力提倡下，察举制逐步确立和发展，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当时更是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文化思想盛世局面。
但凡事都有利弊，察举制虽然在当时的官制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意义，但也被社会人性的弊病所限制，因而其本身包含了利弊两方面。
东汉时期，郡国守相进行察举，都尽可能选择年少能报恩的人，这种风其实在明帝时已经出现。被举之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古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
尤其是现在的察举制，完全失去当初的意义，弊端甚多。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这就好比后世的那种“先富带后富”的政策一样，完全是低估了人性的贪婪。那些占据了大量优势资源的人，根本不会把自己的利益让出，分给后来者。
别的不说，就拿本朝早期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个叫袁安的人客居洛阳，有一年，洛阳大雪，雪积地丈余，洛阳令出县寺，案行县中，路见人家皆把积在门前的雪清除掉，出来走动，有乞食路旁的，到了袁安家门外，袁安家门外的雪积得很高，把门都封住了，无有行路。洛阳令以为袁安必是死了，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了，遂令人除雪入户。入到屋中，却发现袁安蜷缩在床上，冻得哆哆嗦嗦的，虽然是又冻又饿，但并没有死。洛阳令于是问他为何不除雪出门，问别人借食？袁安答道：“大雪人皆饿，我怎么好去打扰别人？”洛阳令以为贤，因此举他为孝廉。由是，袁安遂名声渐响，仕途也从此顺畅，后仕至司徒之位。
这个袁安就是袁绍的高祖父。
可以这么说，如果当年的那个洛阳令不是个负责任的长吏，没有案行县中，那么袁安最后可能就会被冻死、饿死，也就不会有日后的汝南袁氏了。
“一念之及，兴一大族。”
可是汝南袁氏现在的做法呢，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勾结宦官，打压其他士族。
还有就是这“颍川四长”了，他们自己有了清名，将家族发展壮大，转而就要压制其
他士族的崛起。
若是有危害他们利益的存在，都不用朝廷出手，他们自己就会派人将其消灭。
“明公一言，令我等茅塞顿开。”
韩融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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