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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都叫“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了我父亲之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家里人把她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两个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教师请到他的办公室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的中央文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共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的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节课。上午8至12时上4堂。下午1至5时再上4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50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操。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文的杨蕴中、董文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朱绍仪……等等。英文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文又分门别类的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文,课本是《古文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有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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