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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的日子浅，又不懂得什么规矩礼节，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头打破了。
我父亲在处理家务的时候，还出现过这样不合理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专馆里把石笔研成粉末，先撒在讲桌下面，使得前来上课的董老师当场滑倒，这种不尊敬老师的行为，本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父亲听到五姨太太的报告后，只把我叫了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念书，以后就不给你饭吃！”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里，重重地责打起来。我父亲不但不认为她管教自己的女儿是正当的，反而很严肃地向她说：“以后你再敢这样打她，我也照样打你。”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儿女，在进入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听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蕙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在家庭里的称呼方面以及区别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袭着我们袁家的一些不成文的传统家规。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对大夫人都叫“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别的姨太太就在“妈”前面冠一个数目字，如五姨太太称为“五妈”。对大姨太太叫“亲妈”是例外，但那是经我父亲特许的。对那没有生过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姓，称为“姑娘”，如“张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对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对姨太太也是冠上一个数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做“六姨太”；对那些还没生育儿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姓，叫做“x姑娘”，在生了儿女以后，才称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个例外，但那又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姨太太生了儿女，在满月时，由大夫人发给大红裙子和外褂。当我母亲生二哥克文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准许把二哥过继给大姨太太，所以她们两人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子和外褂。至于生了女儿的姨太太，就只能发给水红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娘家人，从来不准当作亲戚来往，就是有人来看望，也是把来人当作“下人”来看待的。
我父亲对待儿女的婚姻，当他和所谓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谈时，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例如像上面已经谈过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谈时定下的。虽然二姐对于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可是又不敢向父亲说明。因此，有时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亲知道了以后心中不免后悔，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悔婚，后来二姐坚决悔婚，那是在我父亲死之后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的是想在政治上帮助提携。他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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