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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它。
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人被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宇宙我的体现。宇宙我的体现，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超越的意义，在于扬弃与提升，扬弃俗世的价值，而提升到更高更辽阔的精神领域中。
庄子认为只有以通达的精神超越现实世界，才能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条件。无待就是通过“心斋”与“坐忘”来实现。
“心斋”，庄子解释为：“若一志，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即虚无，指无知无为的心境而言。“心斋”作为方法，是一个“致虚”“守静”的过程，亦即去执去为的过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虚”。“一志”者，义为专一心灵，神不外驰，不为外物所动。这一过程同时是“唯道集虚”的过程。道之性为虚，冲虚自然。人要“体道”，心灵也要冲虚自然。这一虚静之心是需要不断地化欲，反复提升的。在《人间世》中，庄子认为心不断地集虚，则可以“虚实生白”，使之呈现为一种虚灵空白、无执无着、自然无为的状态，即与道合一之境。
“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驰心外求，故需返归自观。庄子所说的这两种“执”如同佛学所说的“法执”和“我执”，“忘”的过程就是去掉“二执”的过程。“忘”是对外物的超越。外忘于物，内忘于我。内外俱忘，即为至境。
庄子提出“不滞于物”的观点。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任何事物，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庄子认为只有不滞于物，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生。他认为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见《庄子·德充符》）。庄子一再强调君主的残暴。所以他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该追求自由。
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而庄子则反对推崇圣贤。在《庄子·胠箧》中，他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的“浑沌之死”就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庄子认为“道通为一”，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
庄子认为儒、墨、名、法等各家过多的执着于“是非”“分别”问题，崇其所善，各执一端。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为他的平等观念作了“万物一齐”的预设：他对万物平等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彼此是非”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得到了“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结论。“万物齐一”并不代表庄子抹煞事物间的差异，实质上，他不但首肯事物间差异性的存在，而且还维护之，高扬之。
如《齐物论》中有两个寓言：一为“三籁”，说明事物间天然的差异性的永存；二是“正处”“正色”“正味”之辩，说明人为价值标准的时期延续性。庄子重视事物天然的本性，认为天然的本性都合乎性命之常情，因此天然的差异也是合理的，而对个性和差异的尊重，正是庄子平等观念的深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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