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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袁绍任司隶校尉，正值国家多难，太后摄政，何氏掌权。袁绍不能选拔贤才，而专做奸邪谄媚之事，招引不轨之徒，贻误国家，致使丁原火烧孟津，董卓作乱。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
董卓入京后劫持君主，袁绍不能出谋献策，来帮助主上，却丢弃符节，奔窜逃亡。辱没了他的职务，背叛了他的君主，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
袁绍为渤海太守时，悄悄准备兵马，即将攻打董卓，却不把此事告诉自己的父兄，致使太傅（袁隗）一门、太仆（袁基）母子一刻之间遇害，不仁不孝，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
袁绍起兵以后，历时二年，不体恤国难，四处搜刮财物。大力储存粮食，专做不急之事，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无不为之悲叹，这是他的第四条罪状。
逼迫韩馥，非法夺取冀州，更假造天子诏命，私刻金印玉玺，每次下发文书，总用黑绸袋子密封，上面写‘诏书一封，邟乡侯印’。过去王莽篡夺行为，也是逐渐发展而达到目的。观察袁绍的打算，一定将引出大乱，这是他的第五条罪状。
袁绍让崔巨业夜观星象，察看吉凶，赠送他钱财，和他一起吃喝，选定日期，攻略郡县，这岂是一个大臣应当做的？这是他的第六条罪状。
袁绍与已故的虎牙都尉刘勋共同起兵，刘勋使张杨降服，屡次立功，而袁绍因为一点儿小仇就冤枉迫害刘勋。任用奸佞小人，帮助他为非作歹，而杀害有功之人，这是他的第七条罪状。
已故的上谷太守高焉、甘陵相姚贡，袁绍曾贪婪地向他们要钱，钱没有备齐，二人一齐毙命，这是他的第八条罪状。
依照《春秋》之义，子随母贵。袁绍之母身为婢女，地位实在低贱，于义不可以成为他人的嗣子，他却身居高位，安享厚福，玷污王爵，辱没祖宗，这是他的第九条罪状。
长沙太守孙坚，之前领豫州刺史，能够驱逐董卓，打扫皇陵宗庙，忠心辅助王室，功劳很大。袁绍派遣小将非法占据他的位置，断绝他的粮食供应，使孙坚不能深入，董卓长期不能伏法，这是他的第十条罪状。
臣每见后将军袁术书，都认为袁绍与袁术不是同类人。袁绍的罪恶，虽南山之竹也不足以尽数记录。过去周朝衰落，王道沦丧，天子迁徙，诸侯背叛，所以齐桓公设立柯亭之盟，晋文公召集践土之会，讨伐荆楚使其向天子纳贡，攻击曹、卫以昭示他们无礼。臣虽微贱，名声不比先贤，但蒙受皇恩，肩负重任，身负军职，奉命讨伐罪人，斗胆与诸将和各州郡共讨袁绍等人。如果大功告成，罪人都被擒获，或许能够续接齐桓、晋文忠诚的业绩。”
公孙瓒举兵攻击冀州，屯兵广宗。袁绍非常惊恐，把渤海郡太守印交给了公孙瓒堂弟公孙范，派他到郡里，打算以此与公孙瓒结援。公孙范于是背叛袁绍，以渤海兵力协助公孙瓒；公孙瓒自破青、徐黄巾军后，兵势日益强盛，进驻界桥（故址在今河北威县境内）。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刺史，并设置郡守、县令，冀州长吏皆望风响应。
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屯军广川县（今河北枣强县东北），与公孙瓒战于界桥南二十里处。公孙瓒以两万步兵，排列成方阵，左、右两翼各自配备骑兵五千多人。袁绍命其将麴义领精兵八百在前，布强弩千张于两翼。公孙瓒轻视袁绍兵少，纵骑兵出战。麴义命士兵伏于楯下不动，等公孙瓒军到十步前，一时同发，公孙瓒大败。袁绍军阵斩严纲。麴义追公孙瓒到界桥，公孙瓒率兵还击，再次被打败。（《后汉书·袁绍传》记载此战在初平二年；《后汉书·献帝纪》则记载在初平三年。）
袁绍派部将崔巨业率兵攻打公孙瓒的故安县，不下，在引军南归时，在巨马水被公孙瓒大军追上，大败，七八千人阵亡。公孙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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