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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这事儿，后世争议颇多，这里不做赘述，但不可否认，满清是带着“嫁妆”入主中原的。蒙古三部中的漠南，漠北两部，在入关前便已经臣服于满清。入关后，满清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基本统一了全国，康熙执政后，通过平定三藩叛乱，收复台湾，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随后通过对葛尔丹的三次战争，将清朝疆域由漠北蒙古推进到了漠西蒙古，也就是今天中亚一带，并在战略态势上完成了对新疆地区的合围。雍正执政时期，则执行对外有限度扩张，集中精力优先解决内部问题的战略方针，不过依然保持了在西北地区的扩张态势，清朝控制的范围逐步扩大，北路由河西走廊中部推进到了阿尔泰山一带，结束了兰州城自明朝中期以来作为边疆城镇的局面，南面则消灭了盘踞在青海的罗卜藏丹津，控制了青海大部，并将清朝的军事势力渗透到了西藏地区。到乾隆执政前期，国力快速发展，便开始了向新疆和漠北的强力扩张，同时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乾隆通过征服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让清朝领土的实际控制面积达到历朝顶峰，控制着约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别是东西向的跨度，达到历史最长：从东方的日本海开始到西部的哈萨克草原，全部被纳入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范围。之所以要强调历朝二字，是因为清朝的统治方式已经超过了汉朝和历史上已经登峰造极的汉唐“羁縻制”。清朝通过驻军制、伯克制、地方遣返改革，对新疆的统治取得了有效稳定，并且持续治理和防御。清军进驻天山南北，长期驻防的姿态使得整个中亚感到震惊。许多在准噶尔汗国阴影下幸存下来的部落政权，如哈萨克（哈萨克斯坦的前身）和蛮族（吉尔吉斯斯坦的前身），都感受到了新的压力。纵观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国家领土实际是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当时情形下，满洲民族骨子里充满扩张欲望的表现。
此时的满清刚入主中原，本身也刚刚进入文明时代，但骨子里依然存留着占有领土的强烈欲望，也充满了对扩张领土所带来的巨额利益的渴望。无论是康熙朝的五口通商，还是雍正朝的七口通商，其本质都是一种变相的对巨额利益本能的渴望，所以他们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尤其重视，潜意思认为，强大的武力才能维护国家和自身的安全，并赚取巨额利益。这种行为表现在海洋贸易上，便是组建和维持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并通过这支水师来维护和扩张自己在海上的利益，所以对内务府和天津水师衙门私下合作的行为，会本能的采取默认甚至放纵的态度，因为这本身就是在维护皇家和整个满洲集团的利益。
私下的护航行为终究上不得台面，一旦被举报或者质疑，损失的不仅仅是大笔的银子，还会让皇家颜面尽失，这也是康熙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趁康家赴倭贩铜之际，康熙很可能会授意内务府甚至康家提出正式的护航要求，这样便师出有名了，然后再顺水推舟同意护航便可。当然对海贸商船进行护航还有另一层意思，一直以来，清朝境内存在着三个比较大的商团财阀：西北晋商，东南海商，还有两淮盐商。这三大商团财阀实际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都涉足到了海上贸易，尤其是东南海商和两淮盐商中的徽商系，更是垄断了整个南洋的贸易，他们通过向洋商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药材等产品，换取了巨量的白银，然后用白银购置土地，极大的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尤其在南方，清朝的统治力量本就相对薄弱，而地方士绅势力却比较强大，却又是清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一旦贫富差距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可能会爆发新的动乱，这是朝廷最为担心的局面。
为了打破东南海商和两淮盐商中徽商系对南洋海上贸易的垄断，官面上，朝廷成立了五省海关总督衙门，对海上贸易征收重税的同时对海上贸易进行严格管理，私下里，内务府在广州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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