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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在韩非死后，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着作《韩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韩非法治思想在后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韩非之学成为法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投（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育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检验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
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该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韩非子》中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着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些取材于社会见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韩非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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