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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么大一支代表团，运动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经费。无论哪个时代，没钱都是不好办事的。然而从一开始，对于这只浩荡之师的经费，官方就比较模棱两可。
首先，组织出征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成立于1924年，其实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时却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体育主管部门的角色，当时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各省份加上海外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等一起参加的“全国运动会“，都是由体协出面组织的。1931年，体协正式被国际奥委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奥委会”。当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确定给了柏林后，国际奥委会便致信体协，邀请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可体协毕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他的很多行为都没跟蒋校长的国民政府通气，自一开始就没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
不过，“奥运第一人“在洛杉矶的经历却成为一个契机，刘长春的奥运之行虽然很不成功，但是国人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却大大提高了。大家发现体育比赛对凝聚民族精神有巨大作用——比如在亚洲不败的足球与篮球。另一方面，这次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此时正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德国对中国军事上的帮助与合作非常密切，像是构建对日防线等，老蒋甚至把二儿子都派到德国学习。所以国民政府一改往昔的冷漠态度，对本届奥运会热情还挺高。1934年8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参加“第11届世界运动会”，政府老二汪精卫还亲自出席了体协的会议，会上汪精卫表示，政府将竭力支持参与奥运会。此时，老汪先生还不是曲线救国的大汉奸头子，大家都很相信他，可他的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当体协将预算报告递到行政院时，国民政府还是掉链子了。
体协虽然非官方，可办起事还是非常认真靠谱的，预算做得非常细致，大到运动员的训练费，代表团往返柏林的船票、火车票，小到团员们在德期间的零花钱、给车船服务员的小费，全都包含在内。所需要的经费大概在十七八万法币之间。可是后来，原定的90到100人的代表团，最后却猛增到141人（按照一些观点是，不知道为啥强行塞进去将近40人、去德国的“公费旅游团“）人数一下增加了三分之一，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够。行政院并不管这套，大笔一挥只批了17万，其余的缺额让体协自己想办法。体协又没毛线的收入，只能干瞪眼。眼看出发在即，体协只能四处“化缘”。要说蒋校长完全没给支持也是不对的，当体协把告急信递到了蒋的办公桌上，老蒋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3000元。好吧，少是少了点，不过看委员长带头儿捐款，还是有一点点宣传作用的，最终体协共收到国内国外捐款4万多元。不过这些也还是不够，出征奥运所缺资金远远不止这几万元。
最终站出来的那个人是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他表示，足球队可以下南洋卖艺来补贴球队以及其他项目运动员的出行经费——这就是陆逐虎与大家一路征战的由来了。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陆逐虎一行人走了6个国家（按当时来说是4个），已经踢完的26场球，取得23胜3平的成绩，赚了20多万港币的路费，因为有陆逐虎的加入，比历史上还更早一些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同时还顺带着让南洋各国的华侨们扬眉吐气了一把。当真金白银到手时，大家都觉得一路上吃的苦都是完全值得的。球队上下决定给国内汇去了10万港币的路费——已经超出了原本的承诺了，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柏林之行充满期待。
结果这时候，球队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尽管按常理来说，他与大家都比较熟悉，应当很受欢迎才对。
来人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干事，也是前国家队门将，最开始负责遴选本届球员的周家骐。
“听说李队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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