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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代的佛教问题，我们也讲了一些，就不再详细探讨了，整体上，唐太宗对道教和佛教是一种兼容并用的态度，只是对道教多了一层尊祖的意思。随着尊道抑佛的政策深入化，佛、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斗争日益激化，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唐朝政府为了稳定和平衡才会有偏向道教的一些措施和行为，此后的历代大唐皇帝们，也基本上效法了唐太宗的宗教政策。
有学者研究过，经过法琳这件事，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还是有所改变，特别是贞观十四年前后，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李世民虽然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的政治原因，才不会走极端去灭佛，但常期受到傅奕、魏征等人的影响，对佛教却也不会生出太大的好感来。特别是傅奕，这绝对是一位坚定的反佛斗士，后面再开个单章讲讲他和唐代的佛道之争那些故事。
正是由于这些道士、道士出身的大臣等时时在耳朵边上说佛教的坏话，早在贞观元年之时，就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子孙复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还说佛教是“殊俗之典”、“异方之教”，哪里比得上我们本土的“诸华之教”，“敦本之俗”。长孙皇后也夫唱妇随，表示“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为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由于修订了氏族志，又认了正统华夏的老祖宗，自然就认为皇室血统是源于华夏的，比孔圣人的山东士族还要高贵的，这一套本位理论可以说是完全承袭了北魏太武帝。
由此可见，唐朝政府对于佛教的弊端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也天然有警惕之心和偏见。通过李渊和李世民的有效地宗教政策的实施，全国的和尚总数从隋朝时的二十三万多人，到唐太宗时期已经降到了不足七万人，这和早期的李渊沙汰政策有很大关系。
那么经过法琳事件之后呢，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的转变，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得到证明。比如贞观十四年十月，迎供华严宗祖师杜顺的遗体，十五年五月，在弘福寺为母追福制疏，自称菩萨戒弟子，十五年，十七年，两次派人去印度，十九年（这一年比较重要，是645年）很隆重的迎接玄装西天取经回归，二十二年亲自撰写《三藏圣教序》。
由于李世民的对佛教的这种微妙的变化，对后世唐朝的宗教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直到845年，大唐近百年的皇帝对佛教都有所尊崇，佛经的翻译也一直不断，佛教的各宗也都纷纷兴起，所以，法琳对整个佛教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也离不开佛教已经被整顿的得差不多了的原因，要是还有唐初那个规模，估计谁也不能容忍。
至于《西游记》里李世民派玄奘取经以教化万民，那也只是小说的演义，不过他的确是很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当然了，同时也要求玄奘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目的当然是要把我们大华夏的文化传播到西域去，以教化那些蛮夷。
这次翻译佛经道经的事情是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当时，参与者还有道士蔡子晃、成玄英等人。李世民把这些人集中在五通观，由道士给玄奘一句一句分析这五千文，穷其义类，得其旨理，然后再让玄奘一句一句译成梵文。
通过这次合作，也表达了政府对佛道关系的调和的意思，也是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依据。
前面一直在说唐朝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来扶持道教，那么是不是就完全放任他自由成长了呢？对于道教，自然也不可以失去控制和管理，任其泛滥步入佛教的后尘，特别是对于宗教危及皇权的情况，更是零容忍。比如，李世民对于道教的谶纬非常重视，当年李渊就利用“李姓当王”收拢天下群雄，为打天下大造舆论攻势，杨广也因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这种宗教的符命就是天命，名正则言顺，这可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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