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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圣学，也要用儒学元典的精神来阐释它们才可以，这是他对四书五经这些典籍注解的动机。
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阐释称为恒解呢，恒就是常、久，是亘古不朽的意思，所以，刘沅不希望其他人，也包括自己在内对这些元典有一点点的曲解和篡改。
可惜，儒学发展至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从汉朝以后，圣人之道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唐朝以后更是支离破碎，于是他先是对董仲舒为首鼓吹了两千年的阴阳观做了大手术，用的是中道理论，可见刘沅对“中”的理解相当有见地。对于中的理解，在刘沅的着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传统的易学的理解中，以“中”说易是很流行的，而刘沅说易则是以理气合一来说“中”，并且发展出了时中、中道、中正，尤其是特别强调中正。
以前男尊女卑的情况有多严重不用多讲，谁都知道，这些对易学的解释和理解必然是有影的，董仲舒建立在三纲五常上的阴阳观怎么可能是中正的？刘沅对自古大家都习惯了的抑阴扶阳的思想提出了批评，阴阳本来就是互相为用的，阴阳和平乃成功化，所以他坚持阴阳和平，阴阳合德，那种动不动就说阳是君子，阴是小人的解释是不合易经的中正之道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一看这部《周易恒解》。
在现在看来，刘沅这些观点似乎很普通，没什么值得说的，实际上，在清代，特别是从宋、明理学统治天下以来，这种对三纲五常的挑战，说是一种革命精神都不为过吧。当然，除了个人因素外，还和刘沅所处的特殊时代有一定的关系，要知道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那是1840年，在那个大背景下，新儒家思想的变化，新儒学的发展，新心学的发展，是一个“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大时代。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东龚西刘”，龚自珍不用多讲，刘沅则是因为一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口号响彻华夏大地，可惜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被埋没得时间太长了。
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离不开吸收前辈的研究成果，这是必然的，而刘沅在研究清初学术界的各种考证成果的时候发现，当时人们过于夸大考证的作用了，以至于经常为了考证而考证，反而忽视了对真正的儒家的精神理解，更有甚者，宋儒都改拿元典开刀，改得那是一个理直气壮啊。所以，刘沅就对宋儒开始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