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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寮房都是用我捐的银子盖的。还说我很仗义。”
他还告诉斯坦因，当年朝廷来拉走那些藏经时根本没当回事儿，也没登记数量，粗粗打捆就装车，到敦煌衙门口就被人偷了不少，沿途也不知道又丢了多少。
当讲完了这几年的事情以后，斯坦因急忙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买了五百多件写本和佛画，不用说，王道士又拆开了大木桶。在回程的路上，斯坦因又一路上四处收集了一些流出的经卷。1915年，斯坦因带着这些经卷连同这次考察的收获共182箱离开了新疆。
1914年8月20日，俄国人奥登堡来到敦煌，又低价从王道士和周围居民手里买走了三百多件经卷。
王道士的外贸生意如此红火，消息终于传了出去，所以1919年甘肃教育厅给敦煌县下过一次命令，让他们把所有藏经送到省图书馆里来，发令人是当时的省教育厅长阎士璘。当时的敦煌劝学所倒时不时的派人去找王道士，但是王道士坚决不同意运走，笑话，你们又不给钱，还不如卖给外国人呢。
第二年，阎士璘又派人去敦煌督办此事，6月17日到达敦煌，由劝学所所长朱文镇等人带着来到莫高窟。当时打开藏经洞后，发现还有成捆的藏文写经94捆，重405斤。
王道士当然还是不同意拿走这些经卷，反复谈判给他留下了90捆，依旧封存起来，兰州来的人带回去一捆，敦煌劝学所带走3捆。
实际上，如果北京拨来的银子如果能够给了王道士，被他藏下来的这批经卷也不至于又流失海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