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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宪宗发这么大火的并不是迎佛骨的这件事，而是韩愈说了一句“事佛乃年促”。意思大概是说佛教没有传进中国以前，皇帝们个个都长命百岁，国家繁荣富强。自从佛教传进来以后，国祚不长，皇帝短寿，特别还重点描写了一遍前面我们讲到的以身事佛的梁武帝被活活饿死的事，所以宪宗一看这不是咒我早死、大唐快亡国吗？所以宪宗说“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刺邪？”
道友们可以看看《韩愈传》，他的《论佛骨表》其实写得真的是没什么水平，就是一个否定佛教的顽固的儒家的形象，对于佛教和国祚短、皇帝短寿等以及佛教的危害都没有能从深层次分析出一二三来，整个就是对佛教认识肤浅的表现，也的确说了很多不适当的过激的话。
那么这么一个大学问家，怎么会写出如此失水准的文章？况且这还是给大老板写的，还如此不用心？
实际上，细读《论佛骨表》就不难发现，它和前面讲过傅奕的《请除释教书》内容非常近似。《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有傅奕这篇文章的全文，道友们可以细读一下，两两对比不难发现，韩愈说佛教的两段文字基本上就是照着傅奕的櫽栝而来。不好意思，一不小心用了个刚学来的词，櫽栝大概就是说把原来的文章发挥、改写一番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比如宋代的魏仲举注解这篇文章时就说“予谓愈之言盖广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韩愈之所以这么失准，和他对佛理研究不深有关系，自己没有能力从佛旨的高度来批判佛教，所以就把傅奕的文章改了改，因为他和傅奕有三个观点大体一致，即排佛，佛教是夷狄和寺庙经济劳民伤财。但是韩愈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傅奕的一心反佛的，他那么写没毛病，但您韩大家却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一个臣子的身份，用忠孝纲常的儒家思想排佛，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就是说想用儒家的观点批评佛教的风化这类问题。
所以，皇帝首先看到的是韩愈是在咒我早死，国家早亡，最关键的是他还没什么事实支撑，全是凭空想象，片面把王朝灭亡、皇帝短寿归到佛教的身上，谁听了还能不生气？
前面讲到过隋朝有十恶之罪，大唐律发展以后同样有十恶之罪，其中第六条就是“大不恭”罪，韩愈就是犯了这条死罪，所以最后侥幸没死，被贬以后也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赶紧写表向皇帝表示自己认罪。
824年十二月韩愈病故，二十年后武宗灭佛。
和韩愈观点相似的还有一位李翱。李翱字习之，曾经跟随韩愈学过古文，也受韩愈影响，推行古文运动，崇儒排佛，着有《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也就是说，他主张恢复本性，文以明道，反佛复性，发扬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他的思想虽然发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际上可以看得出他已经受到了佛家的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较韩愈更加浓厚，和韩愈的《原性》中的性有些不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了宋初道学的发源，开了理学的先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然这就不是我们研究的范畴了。
说实话，我这点文学功底，着实驾驭不了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所以写不出深层次的东西，就不献丑了。
至此，唐代的佛道之争，就告一段落了，简单总结几句吧。
早期的佛道之争中，由于道教还没有建立起来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全凭那些飘渺的白日飞升、成仙长生这类故事忽悠人，总是显得太过空泛，打嘴仗也不会占优势，所以经常要拉上儒家来一致对外，这就是早期的夷夏之争的阶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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