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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借文章说事的；不怕死，想以死相抗的，就是这么一个下场，死相会很难看。后世之人只会记住这点，而忘了别的。
李煜的死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对兴起于五代十国的“填词”文学体裁是个致命打击，熄灭了填词刚刚迸发不久的光芒。
死的绝不仅仅是李煜一个人这么简单，致使大宋立国初期的几十年间，填词沦落为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玩弄的文字游戏，被视为“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比不上吟诗作赋的高雅。
但是，李煜也不是白白死去的，人们越是不能自由自在地填词，他的几首词在私下里传播得越广，尤其是这首虞美人词，当时就已被百姓熟记在心，他的词已深深植根在开封人的心底。
词是产生于唐末五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而自建国后就崇尚文人的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空前地提高，填词理应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传播。
大宋定下了重文抑武，扩大开科取士的国策，人们都说文人的春天到来了，说得很对。但是唯独在一件事上春天真地没来，那就是填词。
不单春天没到，事实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文人士大夫吟诗作赋是他们的天性和本事，可是宋初的他们在对待填词上却谨小慎微、偷偷摸摸。文人士大夫每当想玩弄填词游戏时，总觉得身处凛冬之中，像荒野中遭遇暴风雪般那么压抑恐惧。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没人说不许填词，真实原因是士大夫揣摩上面脸色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有了李煜的惨痛教训，没人敢公然对着干，没人敢再公开的填词，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从事。
新皇帝赐死李煜的胸狭量窄的所作所为，灭人国夺人妻害其身，让天下之人领教了这位皇帝的凶残狠辣和灼灼气熖。
原本这些文人士大夫在新皇帝登基后就收敛了许多，不敢像在太祖皇帝面前那样“放肆”，这时候就更是三缄其口、如履薄冰了，不敢多说一句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一想都很可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格外留心。
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除了闭上嘴少惹事，还能干什么？能干的只剩吃喝玩乐了。
他们很清楚，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可不犯忌，尽可放心大胆地愉悦身心，因为这是基本国策，没人质疑。从来没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想质疑，毕竟追求生活舒适点儿，活得优雅点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越是懂得享受，越是喜欢追欢取乐，皇上对这样的臣子就更放心。
就这样，填词在彷徨不安中纠结了二十多年，从李煜死后，极少有词流传世上并被人记住。
尽管填词要冒着很大风险，可是这种轻松活泼的文体又刺激得文人士大夫欲罢不能。于是他们相约三五至友躲进书房、深宅、小园，各填小词，相互品赏。
这样填出来的词，离不开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眼界穿透不了高墙，自然脱离不了西蜀婉约词派的窠臼。
事后还要将写在纸上的词烧毁，公开场合下说到填词更要矢口否认，美其名曰“自扫其迹”。等于说填词就像是做案，做案后要将痕迹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证据，以免有把柄落入他人之手。
另方面，也有市井村夫照着词牌填字，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弄出些不伦不类、似乎是词又似乎是顺口溜的东西。
这是不是很奇怪、很荒唐？这样的窘境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