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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二月，皇帝赵顼下诏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正式开启改革变法之路。
同时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定改革的章程内容，主持变法事务。用王相公的话说，就是“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
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了三司，甚至是宰相的权力，俨然成为大宋朝第一实权衙门。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枢密使陈升之兼领。
在满朝文武一片反对声中，条例司开始着手实行改革，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会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变法措施。
尽管朝臣们反对激烈，各种上疏进谏一浪接着一浪，但是皇帝赵顼铁了心支持王安石，根本不多理会。自从上次借着阿云案打击了保守派的声势之后，年轻的赵顼已经初步建立起帝王权威。
胸怀大志的他一直期待着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现在是决心已定，岂是一般人所能动摇的？
因此不管有的大臣们如何反对，他都一概不理，甚至如郑獬、司马光这等翰林学士之言也是充耳不闻，遭到冷遇。司马光还好，郑獬则因为人缘太差，顺势被贬出了汴京城，去了杭州。
另有一批官员也因此而贬官，朝中大臣因此大为震动，清楚地认识到了官家的决心，对王相公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支持。一时间反对之声小略微减小，先行静观其变，待以后能够抓到把柄之后再说。
但依旧还是有人顶风触霉头，赵顼刚刚瞧见一份奏折，内容让他心里很不爽快，却又不大好发火。
因为上书之人比较特别，正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苏轼，苏子瞻！至于东坡之号，则是贬官黄州团练以后才有的。
苏轼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宋神宗熙宁初年，他的官职并不是很高，但已经极有名的人物了。
一方面是诗词才情，在汴京是名声大噪，找他填词的人不在少数，甚至连皇帝的老祖母太皇太后曹氏都是他的粉丝。
另一方面便是才学，亦或者说家庭背景，不只是他一人，而是他苏家父子三人。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中三苏并列，足可见他父子是何等厉害。
仁宗嘉佑元年（1056），二十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要知道，那可是嘉佑二年龙虎榜，本来能做第一的人物，是何其有才华不言而喻。
嘉佑六年（1061），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每次其弟苏辙也都会榜上有名，兄弟俩可是近来大宋科举路上明星一般的存在。
本来该是他兄弟大展拳脚，前途无量的时候，很不巧，他们的母亲去世，苏家兄弟只好回家丁忧守孝。
直到熙宁二年才初回到汴京，刚好一回来赶上王安石当上副宰相，开始变法。在史馆任职的苏轼有不同意见，便上疏劝谏。苏轼的文采何自不用说，引经据典，雄辩滔滔，言辞犀利，在朝堂上的反响很大。
皇帝赵顼难免很恼火，可是苏轼的名气摆在那里，与寻常官员自有不同。何况苏轼所言，也是一片赤胆忠心，倒也不好过分苛责……垂拱殿里，赵顼将苏轼的奏章扔在御案之上，不由苦笑。苏家兄弟也真是奇葩，老二苏辙一心支持变法，他与王安石还生出惜才之意，打算调其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检详文字，负责起草变法内容条款的。
可是老大苏轼偏偏就南辕北辙，一心反对改革变法，而且言辞还很激烈，兄弟俩形成鲜明对比。可苏轼名望放在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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