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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接到诰书，往湖州做知州。
临行时，徐州百姓几乎倾巢出动，送出去十余里，依依不舍，哭声一片。苏轼激动不已，挥泪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摧手佳人，和泪斩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
这首词是古今离别词中的上乘之作。
苏轼调任湖州时，已四十三岁。
然而，三月的这天，注定不同寻常。
苏轼官服还没解下，忽听府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来人进门后，只见神色紧张，面容甚为疲惫，似乎连夜赶了很长的路。
“苏大人，出事了！”
来人根本没时间解释太多，随即拿出苏轼弟弟苏辙写的亲笔信。
苏轼赶忙接过信件，拆开一看，顿时犹如晴天霹雳。
只见信上写道：“兄长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发展。”
苏轼全然不知，其实在接到苏辙的告急信之前，朝廷早已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事情的导火线实在很不起眼。
到湖州上任后，苏轼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真是言多必失，在不正常的朝廷那里尤其如此！
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弹劾的导火索正是苏轼上表中的这两句话，他们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接着，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
当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所以苏辙人马侥幸先到。
苏轼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抵达湖州时，苏轼不敢出来，通判祖无颇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且应以正式官服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亲见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此事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返家中，得知此事，妻子王闰之和王朝云乃至全家大哭。
苏轼镇定自若地讲了一个笑话：
真宗时，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藏自己的才学，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做的诗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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