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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澶渊讲和以来，北宋百姓自相团结，组织了弓箭社。
弓箭社的诞生，可以上溯至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代，不但各路豪杰轮流称雄，甚至还有异族武装各种乱入，兵痞、流氓、土匪更是一时盛景，九州百姓饱受涂炭。
当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民间武装组织弓箭社应运而生：每家每户出一个男丁，参与弓箭社，他们正常形态是“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器甲鞍马，常若寇至”，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老百姓随时能抽刀子玩命！
由于自家是武将夺权立国，所以在宋朝初年，弓箭社属于严格防范的非法组织。
但行政命令永远抵不过现实需求：当时的天下，除了宋国之外，北方还存在着一个庞然大物——契丹。由于缺少长城防线的阻隔，契丹骑兵时不时就南下打个草谷，而大宋的部队却很难做到快速反应。
现实需求之下，宋辽边境区域（河北、山西一带）的弓箭社只能重新组建。
澶渊大战之后，宋辽双方的主旋律已经成了和平，为表诚意，双方在边境线上大量裁军。维持治安靠什么？正是弓箭社！
此后，西夏又强势崛起，弓箭社的存在就更具现实意义了。尤其韩琦、庞籍主政西北的时候，正规军不够用，弓箭社顶上！
边境领土有多广袤，弓箭社组织就有多庞大。仅当时的定、保二州（今河北正定、保定一带），就有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到了此时，弓箭社已经成为政府默认的武装组织。
元佑八年（1093年），在定州管事的苏轼，干脆上书要求“复置弓箭社”，从此弓箭社从默许状态正式被摆到了台面上。
此后宋朝官方甚至给保州、定州这一带老百姓松绑：免除租税，安安心心种田练兵！
虽然是乡兵组织，可弓箭社也是职责分明、分工明确。
弓箭社有社长，由乡民推举家产丰厚、武艺过人者出任；有理事，处理弓箭社日常事务、组织训练等等；有教头，教授武艺；有主战的弓箭手，还有探查情报的巡逻兵。
在他们脚底下，山是自家的山，地是自家的地，老坟都在这块儿埋，开仗打架完全是自愿行为，所以弓箭社的战斗意愿非常强烈。
而他们之间还有严密的攻守同盟协议，基本上一敲锣鼓，十里八村的老少爷们，抄家伙就能赶过来。
但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遂有所削弱。
苏轼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他还亲自为弓箭社制订条例，加意拊循，敦促民众认真施行。
元佑八年，河北诸路雨水为害，收成减半。苏轼考虑到第二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便请求朝廷允许他将仓中旧年损弱白米贷与各户，“侯向年半熟日，依元例并令送纳十分好白米入官”。这样做，“不惟乘此饥年，人户阙食，优加赈救，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入支遣”，更可以避免仓中白米因“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
定州曲阳县的北岳庙“建造年深，屋宇颓弊”，苏轼写了《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将庙中所存“银器一千三百余两”出卖，“收买材植”，“应副修造”，“所费钱数不多”，却足以表明“朝廷尊事岳庙之意”。
苏轼决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人物，而是一位稳健的改革者。他总是从忠君爱民出发，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既对朝廷负责，也让人民受惠。
苏轼自哲宗元八年（1093年）十月至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知定州，虽然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除写了多篇奏章外，还写下《雪后书比台壁》、《立春日小集呈李瑞叔》、《次韵曾仲锡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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