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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遁死后，苏轼决意不去汝州，他向神宗上表，要求在常州居住。这一要求，与他的常州情结密不可分，更与朝云不无关系。州在太湖周围，那里的山水和风土民情，应最称朝云心意。
十七年后，东坡先生也在七月二十八日仙逝，他与小儿子苏遁的忌日，竟是同一天！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继位，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因而反对新法的苏东坡又被召回京城升任龙图阁学士，兼任小皇帝的侍读，这时的苏东坡，十分受宣仁皇太后和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的赏识，政治上春风得意。
在东坡政途黯淡失意时与之患难共携、相濡以沫的王朝云，此时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官场应酬与居家主事，自然处处以王闰之为主。
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
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
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
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苏轼对自己“不合时宜”是认可的。
熙宁二年，宋神宗面对建国已历百年，却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痛下决心，任用王安石开始实施改革变法。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改变和影响着整个王朝。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变法，涉及到北宋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它极大地提高了宋王朝实力和军队的实力，改善了国家财政，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
然而，面对这样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变法运动，苏轼强烈反对，他不忍百姓因变法过激而遭受苦难，屡次上书陈述变法的种种弊端。
上书无果后，悲愤的苏轼常在诗中对百姓惨状加以描写，表达对新政的不满。苏轼对于变法是坚持一种政治上的理念，就是他自己的理念。
苏轼认为，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来讲不能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应该用儒家的仁爱精神。苏轼认为你王安石搞的变法，不是“以人为本”，是从老百姓身上抓钱，这从根本方向上是错的。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要从长计议，不能用休克疗法，不能一蹴而就。王安石希望通过几个短平快立马解决问题，苏轼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循序渐进。
更重要的是，苏轼认为国家的体制和制度不能说变就变，要维持它的稳定性。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到最后的结果是：富国强兵，但百姓穷了。
苏轼大胆地直言跟王安石争，他争的是根本原则。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触及问题最核心的矛盾。
这点司马光看的非常清楚，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都觉得自己不如苏轼。
司马光在给神宗写了一封信说：“论先见之明，我不如吕诲；论说公正，我不如程颐；论敢说话，我是真不如苏轼，苏轼太敢说话了。司马光说苏轼只不过是个小官，但是他对您不怕，更不怕王安石的虎狼之怒，他从来都不怕丢官，我跟他们比差远了。”
当时苏轼虽然年轻，官职做得不大，他的仕途的阅历还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的素养和素质，这是他在中央做官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说苏轼满腹文章当然也对，但苏轼之为苏轼，确实因为他一肚皮都是些不合时宜的思想。难怪苏轼捧腹大笑，把朝云引为知己。
朝云深知，经历生死沉静的人生变故之后，苏轼对于高官荣宠已视之淡然，在苏轼仕途上春风得意的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生祸福相倚的忧惧，对物质富有的厌弃和精神生活之空虚的种种感触。
能透视苏轼内心世界致此，称得上是苏轼的红颜知己了。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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