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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时，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儿小小的“火力侦察”，就发现了不小的问题。“李军长，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合作愉快。”
“那就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
马天生走出门时还琢磨，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明显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还隐隐约约感到，此人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引用马列经典的干部确实极少。平心而论，就理论水平而言，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只有乖乖听着的份。马天生人品并不坏，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他也曾像雷锋那样雨夜背着老大娘走十几里地，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儿困难，马天生知道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
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就多了个心眼儿，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李云龙的底并不费事，军内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和那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自觉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军队中，资历可太重要了。
1955年授衔时，马天生亲眼看见一个佩着三颗金灿灿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时，还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还不干净地发着牢骚：“他妈的，没法儿干啦，班长当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什么上将中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这件事给马天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资历可没法比，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是先天的，根本没法补救的。在两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尽量表现出很尊重李云龙的样子，而李云龙也没太把这个坐直升机上来的政委当回事，因此倒也相安无事。
当李云龙称病住进医院时，马天生暂时成了这个军的最高首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龙仗着资格老，就是硬顶着不表态，还不许别人表态，这不是明摆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吗？就冲这一点，他早晚要倒霉。
李云龙住院一星期后，马天生终于代表野战军表态了，宣布支持“红革联”。野战军一表态，处于剑拔弩张的双方的力量对比立刻发生变化。“红革联”有了强大野战军的支持，顿时扬眉吐气，组织了几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井冈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公开宣布“井冈山”为反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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