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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留守南京时期的黄兴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幡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冑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呜呼！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矣。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不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入之一撼者，呜呼！国家之基础，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已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而所以日讨国民而训之儆之者，则公之职务也。此所谓急定和战之局势者一也。（下略）
二十七日《时事新报》载袁幕友有密电至南京，通告大总统及江苏都督，其大意谓：
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力，决不迁就，以示衅由我启，战彼无罪云云。
二十八日《时事新报》译载《大陆报》北京电云：
一月二十七日初九日。电：孙总统电致各国公使，历述近时议和情形，并将和议中梗一端归咎于袁世凯氏。略谓：“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若愿尽力共和，则今日仍愿相让。”当袁氏闻民国愿举为总统之消息后，即一变其保清之态度，而力主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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