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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集权控制以后，再次诏举贤良对策，做出了内外政策更化改制的重大决策。外交上将亲姐姐南宫公主远嫁匈奴，改善汉匈尖锐的对立关系；军事上派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率军屯驻云中、雁门两郡，准备大举反击匈奴；内政上通过全面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将大汉的权力牢牢握在手里。
汉武帝是历史上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历史评价很高，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有意识的进行变革，我觉得过于笼统，根本找不到具体的信息点。
看到第二篇文章，我发现了汉武帝进行内政改革的另一个关键词：董仲舒。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其着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尤其是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结合起来，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标志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赏识。文章认为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是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进行更化改制的理论来源。董仲舒在策论中给汉武帝提了五大建议：一是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二是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用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三是提出一套天人学说，君权授命于天，奉行天道才能走向大治；四是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五是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将儒家仁义礼乐作为推行天道，实现大治的具体方法。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叹，被称大儒的董仲舒其实更像政治家，他的五项建议从贵族到皇帝都有考虑，而且还考虑用一种皇帝认可的主流思想约束和管理国家，同时不动声色的将儒家仁义礼乐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
“大汉统一的政治思想”，我默默思索着。上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位历史学教授关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演讲。至今我还记得演讲中的一段话：“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最繁盛的时期，为华夏文明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此后由于儒家独大，尤其西汉大儒董仲舒以满足皇权的需要为目的，选择吸收了其他学说的内容形成一套名为儒学，实为儒术的新理论。汉武帝接受了这种思想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改革，导致华夏文明曾经灿若星空的学说流派衰落以致消亡，实为华夏文化之殇”。
想到教授的这段话，我的内心有些触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先是约束贵族的行为，继而限制其他思想流行，唯独把董仲舒创建的儒术思想奉为正统思想。汉武帝的改革，明显触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读过西汉历史的人都知道，真正令西汉强大的不是汉武帝，也不是董氏儒术，而是自高祖刘邦开始连续四位皇帝励精图治，尤其是文景两位皇帝用三十九年的时间创造了富庶的文景盛世，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物质基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西汉统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是黄老学说，许多学者认为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含金量远超后世的任何一个盛世，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功不可没。
汉武帝继任皇位后的前九年，西汉占统治地位的依旧是黄老学说。公元前135年，西汉黄老学说地位最高的忠实拥趸窦太后仙逝，汉武帝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集权统治，独尊儒术，打压统治集团中奉行黄老学说的高层，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被汉武帝斩杀的魏其候，前丞相，窦太后侄子窦婴就是黄老学说的代表。除了黄老学说，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派，比如后期墨学、法家、兵家等众多学派肯定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稍有反抗可能和窦婴一样的下场。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元光元年，齐家委托墨家寻找月光之门或许与汉武帝的文化改革有关。齐家作为当时的大族，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坚力量，并不认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冲击之后，才想到利用月光之门，委托墨家寻找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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