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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能随心所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法治意识。两种思想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比董氏儒术的境界更高，也更科学。当墨法两家的创建者成为君王的座上贵宾的时候，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还在到处流浪。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老子智慧的过人之处”。
“可惜墨家思想没能完整的传承下去”，我叹了口气，说道：“法家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功绩倒是不少，比如在秦国变法的商鞅就是法家的杰出代表，尽管后世学者对商鞅变法批评甚多，但秦国拥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却证明了法家思想巨大的实践价值”。
“其实也有不足”，齐珏说道，“商鞅变法时如果把墨家思想结合起来，就可能更好把握好尺度，成就也会更大，估计整个华夏历史都可能重写。只可惜当时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相轻，缺乏合作意识。老子选择先祖，就是想用山阳齐家在各学派，尤其对墨法两家的影响力使两家能够深度合作，承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然而事与愿违。当然并非墨法两家不能摒弃前嫌，而是墨家虽然在行动上极力推广墨家兼爱与非攻思想，却无法改变为百姓代言的事实，在极短的时间内沦为君王讨厌的学说。而法家思想更像一种方法论，用与不用在于当权者的需要，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法家思想捧上天，不需要的时候就可能让以法家思想为改革基础的人背上黑锅，商鞅和李斯皆是如此，最终的结果是董仲通过迎合刘彻需求，把儒学变成彻头彻尾的儒术，深得当权者欢心，后来据上赢了天下”.
齐珏的解释，让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齐家先祖感到事态严重，所以联合墨法两家寻找月光之门雄佩，想通过月光之门的用遁之用改变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