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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论》作者不详，内容上继承了顾欢的很多观点，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伦理等角度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佛教发起了攻击，说佛教之祸猛于虎，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由这三破展开，深刻剖析了佛教的扩张带给华夏的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危害，作者大哥甚至大骂胡人“不异禽兽”，言辞之锋利更甚于《夷夏论》。
当然，这位大哥也绝不是仅有骂街泼妇的那种低级的攻击手段，同样从佛道的教义、死生的态度等方面深层次地分析了二教的不同，当然是使劲抬高道教，贬低佛教了。此文一出，和尚们立刻红莲业火冲天而起，纷纷向各大媒体投稿，于是《辩惑论》《灭惑论》《释三破论》等相继出炉，要让天下的和尚们听到反击的声音，也向天下的士人和道教界的老道们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这次相互诋毁的辩论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北周时，道安和尚（和西晋的道安不是同一人）还写过一篇《二教论》，可见当时佛道间的斗争还在继续。
进入第二次夷夏论之争以后，佛道双方就不再是温和地辩论了，而是没有底限地斗争了，总之就是互亮刺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刺刀出来了，那就肯定要见红了。
佛教反击最强烈的就是南朝玄光和尚的《辩惑论》和甄鸾的《笑道论》，这些攻击也直指道教的缺陷，从道教的长生信仰、炼养、科仪、组织、经书、常被农民起义利用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加以抨击，比如说道教有“五逆六极”的罪恶，时刻不忘记提醒统治阶级道教的黑历史。
此时的佛教界的大和尚们甚至不承认道教的合法存在性，说除了我们佛教，华夏大地上只有一个儒家，这是我们佛教界承认的，至于你们所谓的道教，只不过是儒家的一个分支罢了。
当然了，佛道之争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不展开了。两次夷夏之辨，二教相争，最终结局反而是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完善，人家说你有什么毛病，如果是事实，不是你一口否认就能行的，大家还都是有身份的人，基本的面皮还是不能丢，不能耍无赖那一套，所以嘴上不承认，私下里还是得想办法补救吧。比如前文提到的寇谦之和陆修静，就是在道教的义理不完善、经书数量、质量比不上佛教这方面感到压力，想办法完善，直到三洞经书的目录和体系出来以后，道教在经籍方面才勉强能够和佛经相抗衡了。
过去也好，未来也好，历史上佛道双修的，儒释道三修的道士不在少数，别人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就是自己的，弥补了自己的缺陷或不足，这是自己的进步，没必要不承认别人的长处。
北周武帝时，为了儒、释、道的问题没少开会，会上你来我往，拍桌子、扔靴子吵得也可以了。皇帝呢，支持儒学自然是没有疑问了，因为还要靠大儒们帮道统治国家和汉民嘛，少数民族嘛，知道自己治国是不如儒家的。至于佛、道，终归还是要看有没有用处，这才是决定位次甚至是否消灭的根本。前面提到过，甄鸾给皇帝写了篇《笑道论》，道安和尚也写过《二教论》，此时就不是含蕴地说你不如我好了，而是直接攻击道教种种不是，希望通过说服上层来打击道教。
面对佛道这种长期的争论不休，547年五月，北周武帝干脆下令同时废除佛、道二教，这下也就不用再听你们吵架了。但是呢，由于王延和严达等楼观道士和皇帝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对道教的处理就成了“自五岳观庙外悉废之”。这就有点耐人寻味的意思了，更有意思的是，不到一个月北周武帝又敕建了着名的通道观，让田谷十老搬进新居，开始编校道经，对道教偏袒得都不加掩饰了。因此，我们说梁谌的《西升经》打开了佛道之争的潘多拉魔盒（学者们多数还是认为《西升经》出自梁谌），之后，“田谷十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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