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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源自于西方文化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等西方文化倡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目前仍牢牢地把握着整个世界的话语权。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已经使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瓶颈、危机和挑战。整个世界都在重新转向东方，向着东方文明去探寻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智慧之道。在此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学习、借鉴将会越来越频繁。
以“物即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世界观，与“心即理”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世界观，如何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接纳呢？从视角的角度所进行的一系列解析，就是促进这两种文化相互理解、相互接纳的一种尝试。“物即理”是一种视角，“心即理”也是一种视角，在两者皆是看待世界的某种视角的层面，即可以获得相互理解、相互接纳的空间。
更进一步地说，心是视角，物也是视角，心之视角与物之视角，虽然视角不同，但皆是视角。视角本自超越于心物之别，心物本自涵括于视角之中。心、物、视角，本自无分，一体圆融。
另外，通过引入“性”的视角，可以进一步打通彼此之间的壁垒，使其在“性”的层面获得统一。性，有性质、特性、属性、本性等含义。性与理，性更多的与“本体”有关。理，则更多的与“作用”“关系”有关。比如水之“性”，有无色性、无味性、流动性等。而水之“理”则需要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论述，比如，大禹治水用疏不用堵，水在常温下达到100摄氏度就会沸腾，而温度降到0度就会开始结冰等等，这皆属于水之“理”。“性”与“理”的关系：性是本性，理是本性作用呈现的规律。理的具体体现，则需要在作用关系中体现。
为什么要引入“性”与“理”的关系说明呢？因为，代表西方文化的“物即理”，其完整的表达应为“物性即理”；而代表东方文化的“心即理”，其完整的表达亦应为“心性即理”。物性、心性皆为性，物理、心理皆为理，物用、心用皆为用，物事、心事皆为事。因此，即使不从视角学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将“物即理”与“心即理”统一为“性即理”。
“性即理”，即是说，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性。性外无理，性外无心，性外无物，性外无事。心与理，物与事，皆归于“本体之性、本性之体”，曰性体。心与物，理与事，皆归于“本性之体、本体之性”，曰体性。性与体，亦是全息含摄，性即体，体即性，无体则性无所归，无性则体无所显。体以性显，性以体存，体性性体，性体体性。
那么为什么说心、理、物、事皆归于性体呢？因为性为本体，心、理、物、事皆为性体之用也。用，则必然体现在关系中。关系之主体，即为心。关系之客体，即为物。关系之规律、法则即为理。关系之表现、影响即为事。所以，心、物、理、事皆为同一“关系之用”或“用之关系”不同视角所显现之“视界-世界”也。这四种不同视角下的“视界-世界”，各有其独特的精彩，其相之异，犹如不同维度的宇宙，各不相交。但反观其本源，皆是同一“用之关系”或“关系之用”。
而当我们继续溯流而上，诸多不同的“用之关系”和“关系之用”，其更深的本源则皆归于同一性体。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阳明先生提出的“心即理”不够究竟、不够透彻呢？不是这么简单。“心”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就中华心学文化而言，心学其实又叫心性学，心与性的关系本身就很复杂。传统文化中的心性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学问，更是一种需要用生命实证的智慧境界。性，通常对应着道。心则同时涵括了人心与道心。心性学的核心要旨即是转人心为道心，即由心归性，复归于道之本体、本性。心，除了有人心和道心的含义外，还有主体、主宰、主动、主观的含义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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