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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并未提及白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90载：“在辉县西五十里，接修武有白陉，太行第三陉也”。在明末清初修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只是提到“有白陉”，也未述及其历史。即使在清末修的《河南通志》、《卫辉府志》中仍查不到白陉。究其原因可能是白陉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交通往来。八径中的大多关陉附近都是河谷狭口，而白陉只是盘旋在山峰中的崎岖小道，交通往来十分不便，打仗用兵经常绕道而行。
昌平县“北十五里有军都陉”。因陉在军都山，故名军都陉。有一些历史典籍中更将居庸关与军都陉并提，是因居庸关为军都陉道上的关隘，居庸关亦曰蓟门关，均为南口至八达岭通往桑干盆地的天然孔道。居庸关得名，始自秦代，相传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将囚犯、士卒和强征来的民夫徙居于此，取“徙居庸徒“之意。西汉时期称居庸塞。
太行八陉就其地理位置讲，可分为南四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和北四陉（军都陉、浦阴陉、飞孤陉、井陉）。随着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北移，南北四陉的作用也随之变化。在宋代以前，政治中心集中在长安、洛阳、开封、邺等，南四陉是中原的自然北屏，该线以南川原平衍、少险可依，占据南四陉，控扼太行山南端，处于居高临下之势，攻京都者可驰骤易达；保京都者可屏藩坚固。元以后，建都北京，政治中心由中原移至京都，太行北四陉成了安邦卫国的门户，所以从元开始当政王朝都要在北四陉修堡筑垒，加固长城，守以重兵，比如军都陉一处，明朝初期守兵最多达至人，置道口墩塞多达73处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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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刚睁眼，心动神安，心里终于明白今时今日，太行第三陉白陉，应该未被发现，白陉茶马古道行商始于几百年后的晋代。太行第八陉军都陉，今称居庸塞，恐怕也是只有当地百姓才知道的土塞，未被正史所记，毕竟昌平县已属幽州边关，应该在几十年后，建武15年，光武帝刘秀迁雁门郡，代郡，上谷郡三郡百姓至居庸塞居住，才大力修筑成关——居庸关。军都陉才被视为北抗匈奴，出兵草原的军事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