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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孝的观念，把佛教的忠孝观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法琳表示，我们佛教的忠孝观不但有，而且是最高级的，适用于任何世界、任何领域，至于放到封建社会，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了，他还不忘记批判一番道教的忠孝思想，说他们那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毫无伦理、缺德、无耻，一派妖言惑众。
法琳等和尚的忠孝理论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后来有道世、宗密和神清等和尚大谈佛教的忠孝观，发表《法苑珠林》《梵纲经》等，甚至说我们佛教是把“孝”视为佛教戒行的最最最根本的一条的。这是佛教教义发展上的一次极大的进步，从此以后，完善了忠孝理论的佛教就变得没什么漏洞了，道教也好，儒家也罢，都不好再拿忠孝说事儿了，少了攻击，三教关系也就慢慢缓和最终趋于一致了，这一功劳，归于法琳基本上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一次佛道相争，在哲学、理论方面的争论相对较少，规模范围也有限，但并不是没有涉及。比如胜光寺和尚慧乘以“道法自然”为题发难，李仲卿参与辩论最后失败，一年后又发表《十异九迷论》；刘进喜发表《显正论》批驳佛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等。这些义理之争很明显地暴露出道教在义理方面的差距，所以引发了对《道德经》的注疏，从而促进了道教的理论的完善。
在《辩证论》中，法琳批驳了李仲卿的十异九迷，为了更好地完成这篇文章，法琳还写信给当时的右仆射杜如晦，就是房谋杜断的那杜，向他借了不少经史子籍当参考书，然后又请东宫学士陈子良给作品作注、制序。
前面讲到过，《辩证论》后来被秦世英拿到李世民那里告了法琳的黑状，说他讪谤皇宗，最后被流放，这已经是639年的事了。
两教你来我往，想到之间的争斗逐渐扩大化，除了和尚和道士参与以外，各自阵营也有士大夫加入。李渊曾对李建成说打算废除佛教，但又担心控制不了局势。李建成是佛教的代言人，自然一力为其分辩，说佛、道都有问题，谁也不完美，如果贸然对佛教动手，怕会出大乱子。
然后李渊又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结局很可怜，只有太仆卿张道源“附奕，称其奏合理”，别人全都说佛教的好话。
中书令萧王禹与他争论道：“佛，是圣人。傅奕发出这种论调，攻击圣人者无法无天，请求给予严厉制裁。”
傅奕说“：礼义是从奉养父母出发，到为皇家服务为终点，这样就使忠孝的道理显着，臣子的行为规范。而佛教徒走出城镇脱离家庭，背叛其主，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与天子对抗，以继位来背叛亲人。萧王禹不是从佛门出来的，却信奉背反其父的教义。臣听说不孝的人不认父母，大概说的是萧王禹吧。”
萧王禹不能回答，只是合上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置的。”
终于在626年四月，即便在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李渊还是决定采纳傅奕的建议对佛教动手，沙汰寺僧，宣布只在京师保留三千个僧尼，其余寺宇房地产都赏赐下去，可见其维护道教、提升道教的地位是有多大的决心，不过为了给大家点面子，宣布是同时沙汰佛、道两教，这你们总没的话说了吧。
那些得了房子的王公大臣们都高高兴兴地准备着喜迁新居了可惜不久发生了玄武门事件，最终没有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