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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坛和《法言会纂》说明什么？
其实，造成学术界这个困扰的最大原因并不是《槐轩全书》中关于道教、关于内丹的内容，而是刘沅搞的法言坛和那部《法言会纂》。《法言会纂》的定位是道教的科仪书，所以很道教，里面有驱病、谢土、请水、谢火、斋醮、仪范等，什么怎么救度先祖，怎么丧葬才科学，鬼神是怎么回事等方面，显然不是大儒应该研究的内容。
法言坛呢，法会在延庆寺里举办，刘门兴盛以后，延庆寺就成了刘氏家庙，成为刘门教宗教活动的中心，寺庙不但被扩建，还供上了文昌帝君。刘门的道场法会举办得非常频繁，每年是九次，门内称为“九会”。九会分五次大型的和四次小型的法会，大型的为期4天，小型的为期3天，有固定的名称和日期，比如正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上元会，七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为中元会等等。每一次法会都有固定的斋醮仪式，主要是为幽苦众魂悔罪恳恩，配合烧纸钱、救幽文、脱生符等仪式。在九皇会还要举办礼斗、祈寿活动，在佛祖会还要举办放生会，无论从法会的举办时间选择还是内容、活动的举办方面，都有着浓浓的道教味道。
据说，延庆寺里的这位文昌帝君的样子就是参照刘沅塑的，其中寓意明显，刘沅就是文昌星转世呗，这种神化方式是不是很熟悉？所以，就算刘沅不想当教主，但是弟子门人也想让他当教主，也在把刘门往刘门教方向演化。
还拿《法言会纂》来说，这是刘沅60岁以后口述，由弟子刘芬整理而成的。刘沅自己说过为什么要整理它，原话不引用了，大概意思是说他看到乡亲们祈禳时太不正规了，甚至毫无道理，低俗、荒唐，对于一个大教育家来说真的看不下去，一个正统儒家为什么会关注这件事？还不是对宗教有所关注？所以他就让弟子们找来了道士们的斋醮科仪的资料来加以改造，这就是《法言会纂》的由来。当时他是54岁，也亲自实践组织过几次法会，所以法言坛由他创建是事实。无论当时刘沅自己，还是他的儿孙、门人是否意识到这是宗教行为都不重要，总之说明刘沅具备了创教的潜质或无意识地创教行为。这一点刘沅的孙子刘鸿典有一句话其实道出了玄妙，他说：“余病中尝梦考生平功德，乃以创教法言羽士为第一”，当然他并不是说自己是创教的人，显然认为爷爷当年搞这个法言坛就是在创教了，这么看来，当年刘伯谷说他们刘家人不承认刘门的宗教性显然只是他个人的观点。
其三，刘沅的儿孙们，特别是历代掌门人是否有宗教行为？
因为刘门的掌门人都是列入法言坛的文昌谱第中的，刘沅的身份是文昌帝君，称为清阳上帝，和他的号是一致的。第二代掌门人刘松文是慈惠广佑帝君。第三代掌门人是刘梖文，他掌门期间开辟了新津老君山的根据地，期间扩建老子庙，搞过一些宗教活动，并写过一些明显是宗教性质的作品，他的号是慈愿救世天尊。第四代掌门人是刘咸焌，号是三元宫大道星君，还有个无妄道人的道号。是不是很值得玩味？
刘咸焌接任教主以后，正值军阀乱战期间，孙培吉也到了他的门下学习，在刘咸焌的带领下经常集体打坐静修，据说可以静下心来，不用想战乱的事。同时，还会带着大家到延庆寺设坛，大家一起诵经，多的时候几百人，然后各自为自己祷祝一番。
刘咸炘在《告法言道士俚语》中说：“法是从道发出来的，要能体道有得，才能行法有效。若单说个法字，不讲道字，那法就成个假排场，就不灵了。”
其他子孙也有宗教方面的研究或活动，就不一一列举了。实际上，法言坛在刘门发展中很微妙的处在一个重要的环节上，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相对是松散的，但这个法言坛却让刘门的这种本应松散的状况变得紧密起来，好像两条相互平等但又影响的线，其中滋味需要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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