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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寺，今天的编号第344窟中落脚。因为他是汉人，所以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了，又经过几年的辛苦化缘，“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之下，慢慢地把坍塌的石窟改造成了小道观。当然，当年他的那些打通隔墙之类的操作对整个石窟造成的毁坏，也是很多学者攻击他的一条罪证，就不提了。
王道士文化不高，怎么说呢，斗大的字能认识一大筐吧，所以他专门请了一个叫杨河清的人帮他做些抄写的工作。其实就是抄些道经善书，等有香客来的时候卖几本赚些银子。
平静而又枯燥的日子和不远处的党河水一样一天一天地流过，1900年6月21日，王道士还和往常一样早起，准备一会帮工的村民来了，继续清理通道里的沙子。他不知道，远在北京的朝廷就是在今天正式对八国联军宣战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这里也发生一件不亚于八国联军入侵的大事。
在帮工们清理沙子的时候，一个姓杨的村民告诉他北边的壁画后面可能是空的。好奇心、探宝心谁都有，于是两人半夜里把墙壁破开，至于壁画珍贵与否，管它呢，接下来就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一个洞——藏经洞。
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有一种说法，是杨河清往墙上的缝隙里插香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反正那个清沙的村民也姓杨，没准就是说的一个人，总之是发现了这个藏经洞。
当王道士打开洞的那一刻，也许满心都是财宝扑面而来的憧憬吧。门后的洞不大，宽2.7米，高2.4米，洞顶像个倒扣的碗，仅十来平方，整整齐齐地堆满了白布包，每包里面都有十多卷经书。王道士不禁相当失望，好在没什么文化的他也是识货的人，知道都是些经书，就算不能换钱也是宝物，所以第一想法就是保密。
以后，王道士时不时地从洞里取出卷佛经、佛画或者小佛像之类的当人事四处送人，结交些县里的人物和楼上的喇嘛。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藏经洞的事渐渐传了出去，王道士感觉事情有点捂不住了，便决定上报。
当时敦煌县长叫严择，王道士自然是向他汇报的，于是走了50里路去了，可是严择没当回事，这下倒是正合王道士的心意。
此后，王道士照样从藏经洞里拿些宝贝出来送人，反正好几万件呢，上面又不理会，拿它们来结交些朋友还能有点用处。就这样，陆陆续续被他送人的宝物不知凡几。
两年以后，王道士又拿上一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经卷、佛画来到了300公里外的酒泉，想试一试能不能靠这些东西和道台廷栋搭上关系，再随便给点银子就更好了。道台老爷怎么可能拿一个穷道士当一回事，当年王道士在这里当兵也不可能让道台老爷注意到他不是，不过听说他带来了不少宝物，才勉强让他进来见一见。
廷栋随手翻了翻王道士送来的这些经书，面现不屑，“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意思是说，你拿来的这些是什么破玩意儿，就这字，你瞧瞧，还没我写的好呢，能值几个钱，拿回去拿回去。巴结大boSS的计划失败。
回到敦煌不久，1902年3月，新县长汪宗翰来了。王道士听说新来的这个县太爷也是湖北人，1890年的进士，算是有真学问的，于是拿些经卷来送礼，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也许能结交上。总算汪县长识货，认出这些经卷的价值，问明原委以后，立刻报告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同时还送上了一些经卷以为证明。
叶昌炽是着名的金石学家，1902年初任甘肃学政，汪县长第一次送过来的是唐朝和元朝时期的一些拓片、绢画的佛像以及手抄的《大般涅盘经》，时间是1903年12月。
1904年9月29日，汪县长又送来了一幅宋朝绢本《水月观音像》。
1904年10月13日，他又收到了敦煌当地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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