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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筑技术及瓦的使用是台基的出现成为可能和必然。据考古发掘材料显示，我国早期的宫殿建筑出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晚期，尽管当时还处于“茅茨土阶”阶段，建筑装饰也仅“蜃灰垩壁”而己，却是我国原始建筑向传统建筑转变的一个关键时代。《世本·作篇》：“桀作瓦屋”。《淮南子·说山训》：“桀有得事”。高诱注：“谓若作瓦以盖屋遗后也”。但目前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尚末发现商代的用瓦实例。1976年，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一带发现了两处西周建筑遗址，在其中较早的一处房屋堆积中发现了少量的瓦、瓦型较大，可能仅用于茅草屋顶的脊部及天沟。春秋时期，瓦的使用逐渐得到普及。夯土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历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1977年，在河南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东西骈列的两个小型城堡的夯土墙基，据对夯土中出土的木炭的年代进行测定，其结果为距今4010±85年（树轮校正为4415±140年），约相当或稍早于夏朝开国的年代。其实用夯技术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在房屋的基槽及居住面上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房屋建筑结构较为原始、材料较为简单，使这一技术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瓦的发明及使用，建筑结构及功能的进一步扩大，使建筑物的自重大大增加，借助于夯筑技术，利用便利的粘土来做房屋的台基和墙身就成为一种必须。
二、汉代及其以前的台基、基础和地面处理《周礼·考工记》：“殷人重屋，堂侑七寻，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筵，《说文·竹部》：“筵，竹席也”，是铺于下层垫底之竹席。筵不但是当时最重要的家具之一，还是宫室建筑的基本度量单位，其尺寸通常较大）。在陕西周原一带发现的两处西周宫殿建筑遗址也证实，其中心殿堂台基比庭院高出0.75米以上，比商代有了很大的提升。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的统治秩序得以确立，宫室的“规矩制度”也已有了明确的规定。《礼记》：“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使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创造物首次融入了等级的概念，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营造实践，成为两千多年传统建筑活动等级制度的滥觞。
汉代的建筑，从现存画像砖石建筑图形和建筑遗址来看，大部分厅堂和楼阁都有较高的台基，单体建筑台基面积较小，宫殿区或多层连片建筑台基面积较大且分多个层次。在古代传统建筑技术条件下，大面积的基础连片同时夯筑，使之成为“一块玉儿”，其效果同今天的“箱形”或“片筏”基础相类似。商周以后，特别是自春秋时期，在宫殿群中“殿基高巨之风”日盛的同时，又开始兴盛一种高台建筑。其实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建有“广三里，高千尺”的鹿台。春秋时期，在卿大夫的府宅中也建有高台，供平时游娱、战时避险。战国时，诸候竞相夸耀国力，纷纷建起规模宏伟的高台建筑，现齐都临淄故城内的“桓公台”仍保留有14米残高。到了汉代，高台建筑达到了其历史的高峰。元李好问曾述其所见曰：“
予至长安，亲见汉魏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长乐宫内的酒池鸿台（据传为秦始皇所造），“高四十丈，上起观宇”。（按汉尺一尺等于24厘米计算，四十丈约为96米高）。武帝时，在建章宫内造有神明台以求仙者，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其上又有承露盘，高二十七丈，大七围。东汉末年，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和十八年先后在邺城修筑铜雀、金虎和冰井三台。“铜爵台高十一丈，有屋一百二十间……金虎台有屋一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今邺城北遗址中铜雀台残高4-6米，金虎台残高12米。从对秦汉高台建筑基址的解剖来看，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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