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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南京沦陷前，为了不这些工厂成为日本人的供给，大量工厂搬迁到武汉，同行的还有工人和大量的设备。武汉形势危急，只得再迁。目标就是西南。
一起迁移的，还有武汉数百万计的民众。民众，工厂，设备，都要撤离。
汽车、铁路和货轮，昼夜不停。
沿途设立救助机构，管理维持秩序。
这些，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就在疏导，疏散，宣传动员，发放难民证，沿途救助，后方安置。
路上，吃，喝，卫生防疫，都是重中之重。
民意周刊发表一篇社论。“许多事需要人去做,为的维持和发展抗战期中交通的便利,我们需要人工去筑路;为的供给前后方的军民粮食,我们需要大批的人去垦荒耕植;为的制造军需品,我们需要大批的工人……”
同时呼吁在武汉“做些不必需的目的、在求糊口的工作”的民众积极响应西迁大后方。
《新华日报》则“把敌人残暴野蛮的行为，报道给每一个角落里的人民,使得每一个人民都能够起来参加杀敌救国的工作”,到后方“发展生产及其他事业”。
《申报》为了帮助民众认清疏散对抗战的巨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疏散人口,并非畏惧敌人的威胁、鼓励民众的逃跑”,而是“避免无谓的牺牲,应该以最大的努力疏散武汉密集的人口。为着安定后方的秩序,为着减少不必要的死伤,把城市里过剩的人口转移到内地去,藉此可以繁荣农村,发展后方的生产”。
这样的举动看起来有些孤注一掷，但这数百万的民众，还是为中华民族保留一份有生力量。
湖南、广西、鄂西、四川、陕西、云城，这些城市都在收留这些武汉迁移过来的民众。
唐初在云城的街上，明显能看出涌进城的难民越来越多。
保存实力，持久抗战。而武汉，彻底被放弃，留给日军一座空城。
武汉会战，长达四个月，大小战役无数，最终还是选择了战略性迁移。
云佑院的人也多了起来，卫生防疫是重中之重。每日都在熏艾，边边角角都不放过。
数百万人口的疏散，困难可想而知。唐初看着云佑院每日都在增加的人，有些头痛。
这里面积足够大，囤积的物资也可暂时应付一二，时间再久些呢？她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
年轻力壮的，都被安置了工作，有个落脚的地方。加急修筑的滇缅铁路和公路也派去不少人。
只是一家子总要分离，孩子抓着父亲不撒手。那场景，何其悲惨痛心。
这是国难，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