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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璁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
‘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熜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熜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熜继嗣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朱厚熜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熜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熜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熜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代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至此，世宗解决了‘谁是我的父亲‘的问题，明确地表明孝宗朱佑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讽刺的那样，既然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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