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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务和劳役。
宣德时期
明宣宗即位后同样延续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曾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明宣宗了解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他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他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回京后，明宣宗作《耕夫记》一文，给蹇义、杨士奇等近臣看，其中说：“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
此期间的粮食产量继续增长。洪武年间平均每年税粮二千余万石，永熙宣年间平均每年税粮增至三千一百余万石。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官私手工业蒸蒸日上，采铁、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在质量上均超过了前代水平，在数量上也成倍增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特别活跃。仁宣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明代的极盛水平。
社会
明代永宣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大抵可以分为基本收入与额外或业余收入两大类，且呈现出社会等级性。基本收入是明代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维系家庭生计的基本物质保障；业余收入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在基本收入大体稳定的情况下，生活质量的改观，无疑有待于业余收入的增加。其社会保障政策主要由荒政、养老、存恤孤贫以及优抚军人等方面组成，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诸如救荒政策不力、养老政策受惠者极少、养济院经营奸弊百出及优抚将士差距甚殊等，导致了社会严重的流民问题。
永宣时期，农业经济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与农业分离的倾向也愈加明显，在东南沿海以及长江、大运河沿岸尤甚。在这样的基础上，城市日益繁荣发展起来。明代的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前代，而且呈现出种类繁多的特征。据《上海通志》记载，明朝永乐年间，出现民信局，又称信局，上海县有协兴昌等信局。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日益繁荣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里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于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人便应运而生。他们分别以己之所长，在城市里经营谋生，同时客观上也为明代城市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人的出身一般有三种：一是破落士绅子弟，二是科场失意的士子，三是略通文墨的下层市民。他们靠撰写戏文乐谱、演戏、说书、弹唱、演杂技、绘画、教书、记帐、行医、相面、算命、拆八字、看风水等等以为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