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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给放走了一两个人。可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深究。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5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
从总统到皇帝梦的幻灭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进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侍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在中南海内先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来又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现在分别谈谈在这3个阶段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27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4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4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字廊后边的4个院子里;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我父亲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那一天,他穿着蓝色的总统服,头上戴着插有白缨的蓝色鸭舌帽,胸佩勋章,斜系大绶。我和二姐当时都也有“总统小姐”的礼服:上身是大红绣牡丹的外褂,里面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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