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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改革制度
西晋统一全国后，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如长安东南的蓝田县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更不必说达官贵人。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为此，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并在西晋初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晋武帝对改革十分严肃认真，为防止官吏们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做到有检查有督促有奖惩。如蓝田县令张辅为人正直刚强，有才干有魄力，敢于惩治违抗法令的庞宗。晋武帝对执法不避权贵、敢于打击豪门的张辅大加赞赏，立即任命他为京师地区山阳县令。张辅到任后，发现太尉陈准的家僮无法无天，立即将其正法处置。晋武帝又把张辅提升为尚书郎、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纠察弹劾不法的官员。可以说，晋武帝这段时期对官员能真正观其言察其行，执法从严，赏罚分明。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少见。[12]
晋武帝还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即“限田”“占田”“课田”，把屯田区改为郡国，使原来的近于奴隶的佃户成为自耕农。此等法令目的就是限制豪门贵族占有田亩的数量。
民屯制度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占田制的实施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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