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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龙江[8]某卫吏因母亲去世请求辞官回乡祭母。吏部尚书詹徽不同意。吏部掌管天下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既然最高长官否决卫吏的请求，照理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干下去。但这个卫吏决心很大，跑到南京午门外敲响了登闻鼓。于是这件辞职不成的小事被明太祖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认为龙江卫吏是为了尽孝才辞官，应该予以批准，并严厉批评了吏部尚书詹徽。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桃源[9]人氏苏彬因县多荒田，而苛捐杂税极重，县民难以存活，遂上疏朝廷，请求蠲免，奏疏不达。苏彬遂亲赴南京，到午门击打登闻鼓后，自缢于鼓下。为民请命，终以身殉。官员从其怀中寻找了再次请求减免赋税的奏疏，明太祖朱元璋看后很是感动，下诏免桃源县赋粮万石，并户口为里。
宣德年间，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告为盗，判为斩刑。家人拼死擂登闻鼓诉冤。宣宗皇帝朱瞻基下令复审，果然发现冤情，九条人命由此得救于刀下。
由于明朝法律允许死囚家属在行刑之前击打登闻鼓诉冤，监管登闻鼓的给事中将情况上报皇帝后，往往有因此暂停行刑者，死囚便能死里逃生。有一些精明有心的死囚为了侥幸求活，便让家人在行刑时到午门敲打登闻鼓。明宣宗时，监狱中有二十七名被判死刑的强奸盗窃犯教唆家属联合起来打登闻鼓诉冤。负责监管登闻鼓的官员林富不胜其烦，上报宣宗皇帝，称：“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明宣宗朱瞻基倒是为人开明，道：“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正因为敲打登闻鼓可以直达天听，通常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所以成为人们心中的希望，民间有一些诉讼、斗殴类小事，也往往去击鼓。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重臣以明英宗朱祁镇的名义颁布《禁妄击登闻鼓旨》[10]，规定：“登闻鼓专为申冤而设。凡军人等陈告户婚田土、斗殴、相争、军役等项事务，只许赴通政使司并当诙衙门告理，不许迳自击鼓。官员不许受状。系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事方许受状入奏。”
此令严厉禁止官民因民事案件而击鼓。当然即便访民因小案敲击了登闻鼓，也不会受到惩处，只是掌鼓官员不会受理。明英宗诏令之后，登闻鼓绝少再响起，这当然不是因为民间没有冤案，而是大宦官王振干政后，为了粉饰太平，采取了一些人为手段禁止人们敲打登闻鼓——
有意上访者才刚刚走近登闻鼓，便已被守在附近的军士拦下，带到官署，随便捏造个罪名痛打一顿。这些上访者本是为亲人申冤而来，结果反而惹祸上身，平白挨了一顿棍棒，即便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也只能忍气吞声，哭诉无门。是以人们知道后，再无人敢轻易擂响登闻鼓。连朝中大臣都屈服于王振的淫威，又何况民间百姓呢？
赶去官署的途中，朱骥不禁心道：“之前人人畏惧王振，是以登闻鼓数年不响。若不是他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杀，孙忠以国丈身份去敲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嗯，他是太上皇的亲外公，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事。当日杨埙请他出面营救国子监李祭酒，也是因为他的身份足够与王振抗衡。然目下在位的是新皇帝，跟孙国丈并无血缘关系，是否还会在杨埙这件钦命要案上插手？”
他料想孙忠是从邻居衍圣公弟子源西河那里听闻了杨埙一案，然孙氏素来沉闷低调，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位时，其为人所知者，也仅有营救国子监前祭酒李时勉一件事。目下换了朱祁钰做皇帝，此公却如何肯为非亲非故的杨埙出头？一时颇为费解。
校尉惴惴告道：“孙国丈早前曾到过锦衣卫，要求见杨埙一面。因为朱指挥下了严令，不准人入狱探视，小的们不敢违抗，所以没有同意。不想孙国丈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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