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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位列京卿 (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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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二十三史》一一精校,列于乙部,更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遗文,最后竟将那早已失传百年的《旧五代史》恢复了十之七八。老夫看了,自然为他欣喜。薛史早佚,便老夫之前,也未见得全本。二云修列旧史,成今日《二十四史》之名,实在是有再造之功。”阮元也知道邵晋涵这些故事,点了点头。

“可二云来信,却不只是为了求教,信的最后,提到这样一件事:皇上对这《旧五代史》辑录,一直颇为上心,故而二云早早手录一遍,献与了皇上。可没想过得几日,皇上诏二云前去,竟问起二云,为何金章宗之时,竟削去此书之位,仅列欧阳文忠公新史一书?二云一时不明其意,归家后细细看了,方知皇上意思。”

“那《旧五代史》修于北宋之初,彼时宋人自以上国,视四裔为夷狄,故而行文之中,多有贬斥之语,言及契丹,多言‘戎’、‘虏’、‘犯’、‘盗’之字句。二云想起皇上之言,才知道这些字句,是入不得四库的。其实欧史亦有此等字句,金人废薛史,也未必是因戎虏之言。但彼时修《四库》,有些着作,即便入选,皇上也一再下令,有违碍之语,当即改去。更何况有些国朝鼎定之时的文人集子,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国朝,即被查禁了……二云也清楚,若是这些字句如数列入四库,只怕自己必遭惩处不说,就连这好不容易辑出的《旧五代史》,将来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踌躇再三,只好弃车保帅。他和我说,他之后不久,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重新辑录了一份,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书契丹。就连‘犯’、‘寇’诸字,也只得改为‘入’、‘据’……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为此事,实在是无奈之举,眼下考据大兴,古本优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为了《旧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说,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按:《旧五代史》辑录之初,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武英殿本更多。但改字的问题,已于民国之时,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目前常见的《旧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在修订《四库全书》之时,对违碍词句,往往有所改动(按: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为据,已是通识,只有全无古本可据,才会以《四库全书》本为据,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仅有《四库》孤本,已不存在《四库》改字的问题。)。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问道:“那……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钱大昕道:“当日之事,也不只如此。其实不瞒你说,我仕官之事,之前是与你讲过的,那还是乾隆十六年,那个时候,皇上正当盛年,意气风发,凡所决策,无不圣明。老夫那时候,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可二十年过来,皇上年纪大了,疑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民间生员,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便被检举出来,定了大逆的。甚至有些诗句,看来并无不通,却也有人穿凿附会,说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绝无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写那《廿二史考异》,皇上从未过问。可这般寻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实在是心寒。想想二云勤于四库,本是为了存遗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没无闻,可现实却是……老夫想到这里,归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满,也只闲居家中,在江南各个书院讲学为乐,京城却是不愿再来的了。后来因为遇见你和渊如,觉得你们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才与你们北上,想着再指点你们一番。”

想到这里,又不禁叹道:“皇上钦定正史,二十四部,可我只写《廿二史考异》,却是为何?只因这《明史》和《旧五代史》是国朝修订辑录,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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