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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一家人听了故事，心里才稍感安慰。
这就是苏轼，即便是在绝境面前，依然保持淡定从容。或许他比其他人更害怕离别或者死亡。壮志未酬、美好的生活还没享受够，谁也不愿意就此死去！原本光明的未来，突然变成了未知。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讲个故事，让大家平静下来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
“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这样如同鸡犬一样被粗暴地带回了京城，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北宋因政治腐败、因循守旧，到了北宋中叶已出现国家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
早在宋神宗的祖父宋仁宗时，朝廷已有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但最后仍无疾而终。
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为求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规模比庆历新政，史称“熙宁变法”，因前期主要推动者为王安石，故又称“王安石变法”。
当时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元丰为宋神宗年号；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元佑为神宗之子宋哲宗年号。
苏轼初登仕途，便面临王安石变法，他早在科举应制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策略与王安石大相径庭。
苏轼与王安石两人都心怀天下苍生，但王安石主张快刀斩乱麻，苏轼主张渐进改良。在耳闻目睹变法产生的弊端之后，他二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意见，王安石也屡次在神宗面前排挤苏轼，打压苏轼的仕途。
苏轼觉得已经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改任杭州通判。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不满行诸笔端。苏轼又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但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讽喻诗，又是泥牛入海。
苏轼最终在《湖州谢上表》中，公开明确表达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