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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豪绅僚属宴集赏玩，举目皆花。
可渐渐地，花会变味了，花会已经滋生腐败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而有的官吏缘此为奸，借这名义剥削老百姓，苏东坡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业也。”
消息传到蔡京耳朵里，蔡京却不高兴了。
苏轼毫不理会，再对扬州官员说：“今后无论谁来做官，一律不许搞万花会。”
官吏们相顾无言，唯有点头诺诺。苏轼再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深得民心，至今被传为佳话。
高太后主持朝政的元更化时期，苏轼被起用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
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帝亲政，新党重新上台，元诸臣相继获罪。尽管苏轼曾前后为哲宗“侍读”五年，但仍被哲宗视旧党、后党，遭到冷眼。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哲宗帝降旨，令其知“重难边郡”定州。
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是当时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苏轼身为朝廷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哲宗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词，拒绝苏轼上殿面辞。
元佑八年（1093年）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离开京城汴梁。其时，“士愿从行者半朝廷”，因哲宗帝未陛辞，故“皆不敢有请于先生”。
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苏轼带着刚刚同贤妻王闰之（字季章）死别的心情，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治所。
当时的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
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生中不以个人恩怨而懈怠，不因心情悲伤而消沉。
面对边备的松弛、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边防建设。
首先得整饬军纪。苏轼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遂“因事行法”：对贪赃枉法的首犯严加惩处，不如此“无以警众革弊”；对偷盗者“付狱按治”；对侵斫禁者“依法勘断”，而“其多年侵耕已成永业者，别作擘画处置”；对出榜召人聚赌者，令其“改业”。
经过苏轼的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
接着，苏轼又着手修筑营房。幕官统计，应修盖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需钱三万三千四十七贯七百四十文。当时的河北转运司钱赋窘迫，这样一个数目，是难以支付的。
于是，苏轼急修《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奏闻朝廷获准后，遂置场买料，烧造砖瓦，雇佣军匠，节次不住，加紧修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