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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落梅调，留寄陇头人。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其五·渚莲》：
武陵谁家子，波面双双渡。
空积心中丝，未成机上素。
似共织女期，秋宵苦霜露。
范仲淹一生与佛教高僧交往极多，如琴中知音日观大师善昇，灵岩寺定慧大师宗秀，释文光和广宣大师，真上人，越僧长吉，常熟顶山寺僧，金山寺识上人，虎丘长老等。仲淹每到一处必广游寺院，结交僧徒，与许多诗僧多有唱酬。
范仲淹的佛学素养，更是登堂入室。他在宣抚河东途中，偶获一卷佛经，当即识别出乃宋初刊刻《大藏经》之外，他对佛典的熟悉程度和博闻强记令人惊讶。早年，范仲淹曾在邹平醴泉寺借读，师从高僧攻习儒学。他在《上执政书》中云：“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静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范仲淹的学术思想融合了佛教许多有益的因素。
宋学是汉学的变革，一反汉儒章句训诂之学，转向研究经典的义理，达到通经明理而经世致用的目的，追求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为此，它回应魏晋以降佛道的挑战，融儒道佛于一炉，构成“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博大精深的宋学，演变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在这次文化大变革中，范仲淹以其卓荦不凡的智慧才华与人格力量，披荆斩棘，拓荒开路，不仅自己取得显着的学术成就，而且导引及影响了创建宋学的大批精英。
范仲淹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有着直接的教导、识拔之功；对着名思想家李觏、张载有教导、识拔之功；主盟文坛的欧阳修、诗人苏舜钦、古文学家尹洙、书法家苏舜元等，范仲淹与之皆有过从甚密的友谊；对跻身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曾巩，他也有过鲜为人知的赏识、援引与交往；司马光、苏轼等对他更是极为推崇。
在北宋思想文化学术界，范仲淹开宋学学风之先，辟宋学治学之路，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宋学开山。
何处潮偏盛，钱唐无与俦。
谁能问天意，独此见涛头。
海浦吞来尽，江城打欲浮。
势雄驱岛屿，声怒战貔貅。
万叠云才起，千寻练不收。
长风方破浪，一气自横秋。
高岸惊先裂，群源怯倒流。
腾凌大鲲化，浩荡六鳌游。
北客观犹惧，吴儿弄弗忧。
子胥忠义者，无覆巨川舟。
这首《和运使舍人观潮·何处潮偏盛》诗，范仲淹借着写钱塘江的气势磅礴，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怀。大潮来得凶猛，“北客”看到这奇观，非常害怕，认为这大潮是要摧毁一切。而南方的吴人，却在江里无忧虑地摆弄船只。
汹涌的大潮、广阔的江水，才能使大鲲和大鳌畅游无阻。大风大浪是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条件，是自然法则。范仲淹当初推行“庆历新政”，就是为了社会向前发展。
他借大潮的自然现象，说明自己在改革大潮面前，无所畏惧。他是吴人，自比“子胥”忠义，告诫“北客”（暗指政敌），并非要推翻朝廷，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的潮流，改革是必然的。
范仲淹胸中的波澜，也如钱塘江气势磅礴，他要将忧患天下冲刷去，建立“乐与人共”的理想社会，这是他终身的抱负。
但是同时，晚年多病的范仲淹，面对宽阔的钱塘江，心忧着国家的命运，其中也暗含着感慨、无奈。“谁能问天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何时苍天能帮助北宋朝廷呢？范仲淹没有答案。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任知州。正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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