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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不幸儋州幸”。在海南三年，苏轼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着作。他用最后的生命书写出了人生与文学的辉煌。
他的物质需求是那么容易满足，生活是那么自得其乐。寒冷潮湿的冬日，屋里升起炉火，他便感觉“先生默坐春风里”。正午的阳光照射轩窗，让人昏昏欲睡，正是“欲觉犹闻醉鼾声”。这是何等的怡然自得啊！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如此超然洒脱的诗句，根本看不出一个被贬谪者的愁闷心情。
像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巨人，来到一个偏远落后的儋州，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先进文化的使者。他的一言一行，都折射着他的人格魅力和满腹的文化精神，儋州百姓与之接触，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开化的过程。
苏东坡在儋州开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自编教材讲授天文、地理、耕织、酿造、医学等，因此，吸引了很多学者前来取经。苏东坡所居住的桄榔庵便成为海岛上一个传播文化知识的中心，大批学子慕名纷纷来儋州求学。当这些取经之人把所学知识带回到自己的地方，比如琼州、万州、崖州之后，又会承担起使者的责任，把苏东坡带来的先进文化精神和人格魅力进行传递。以此类推，文明之花才在海南土地上逐渐开放。
居儋州三年，苏东坡敷扬文教，在他的影响下，儋州人赋诗作对蔚然成风，尤其民歌创作十分活跃。在民间，因受苏东坡遗风影响，儋州人民歌，也就是当地的山歌创作极其活跃，创作题材也相当广泛，求学、爱情、亲情、整治、国家民族等无所不有。这就是东坡遗风，也是苏东坡对儋州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苏轼在儋州的作品流传至中原后，成为中原人士了解儋州风土人情的一个窗口，黄庭坚赞曰：“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让苏轼最为惬意的，是他的“载酒堂”。载酒堂，是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而命名的。表面上看，“载酒堂”是苏轼与朋友饮酒求乐的“会所”，实际上，是他以文会友、“问奇请益”、敷扬文教的地方。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实现了中原文明和海南文化的有效对接，是海南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这里不仅有“鱼鸟亲人”的怡悦，还有“载酒问字”的神圣和庄严。在儋州的三年时间，苏轼不遗余力地传播着中原文化。最显着的贡献，是亲手培育了几个优秀的本土学子。此前，儋州一直没人参加科举考试，中原地区也一直没有儋州人为官。
在这些学子中，有几位是苏轼非常满意的。像笃学上进、侠义好客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词义兼美”、忠厚正直的琼州“佳士”姜唐佐等人。苏轼的“载酒堂”就是张中和黎子云兄弟倡议集资，并在黎子云祖宅边修建的。后来，苏轼成了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饮酒，这给苏轼枯燥苦闷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来自琼山府的学生姜唐佐，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几次参加科举，均屡试不第。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比如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以及长途跋涉、水土不服、状态不佳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海南孤悬中原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中原文化渗透不够。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从琼山赶来拜师，并一直侍奉左右，深得苏轼真传。姜唐佐气质不俗，文风磊落大方，错落有致，很有中州之风。去广州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顺路拜会苏辙。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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