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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的那封信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作为改革派核心的范仲淹和富弼都百口莫辩，最终只能被迫下野外放。
而非常奇怪的是，一贯支持“庆历新政”的宋仁宗却保持了沉默，没有派人核实这封书信的真假，对于范仲淹自请外放也没有挽留和阻拦。
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只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新政触动了文官执政制度的根基。
三冗问题是宋朝政治的顽疾，与宋朝政治改革同时诞生，又互相交织在一起。
在宋朝以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门阀集团为主的政治模式。宋朝的政治改革在赵匡胤和赵光义执政期间展开，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官政治形态，最后也成为后世元明清三朝的范本。
赵匡胤和赵光义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因为五代十国的混战，让他们深知隋唐时代政治的弊端。
从东汉末年以来，直到唐朝初期，都是门阀政治的时代。门阀世家之前为了争夺君权互相征战，最终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最终走向灭亡。
唐朝末年，将门世家与各地节度使结合，形成了藩镇势力。藩镇拥兵自重，互相攻伐和争权夺利，也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宋朝的文官政治基于权力分化的理念展开，以制衡的方式互相监督，避免文武官员权力过大而发生内乱，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这种分权和制衡的政治理念非常先进，比西方法国大革命的三权分立至少早九百年。
但是，为了达到分权和制衡的目的，朝廷就不得不配置更多的官员，于是冗官的矛盾就产生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冗兵、冗费。
宋仁宗最初希望“庆历新政”能解决三冗问题，若如此，则既能加强朝廷对国家的控制力，又能革除宋朝文官制度存在的顽疾。
但是在新政过程中，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不仅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也动摇了赵匡胤和赵光义所建立的文官执政制度。
新措施明显违背权力制衡分化的基本理念，仁宗开始犹豫。
这时，为了破坏新政，以夏竦为首的旧守派以朋党论攻击改革派，让党争进入高潮。
范仲淹和欧阳修首先出来辩解，这一辩解可不要紧，不论是范仲淹的“君子之党”，还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上书，都坐实了新政改革派是朋党的事实。
最为重要的是，参与新政改革的都是宰相晏殊的朋友、门生和亲戚，这就让仁宗对这个新政朋党产生了警惕。
“庆历新政”虽然以范仲淹为首，但名义上领头的却是宰相晏殊。而在新政朋党之中，范仲淹、韩琦、欧阳修都是出自晏殊门下，而富弼不仅是晏殊的女婿，还是范仲淹的门生，关系更加密切。最夸张的是，这个朋党超出了以前南、北、蜀三党的范畴，聚集了三党的精英，这完全破坏了南北两党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
在这样的情况下，范仲淹与韩琦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如果这些措施执行，虽然能够强化朝廷权力，改革宋朝弊端，却让朝中形成了改革派一家独大的局面。最可怕的是，这种局面会让军政大权集中到宰相手上，这就回到了唐朝政治的格局。这不但与赵匡胤和赵光义留下的分权制衡政治理念不符，也会出现架空皇帝、君权旁落的情况。
是否继续这个新政，让宋仁宗陷入两难。
如果直接终止新政，则很可能引发朝廷的进一步动荡。而范仲淹等人自动辞职下野，则可以一步步的逐渐废除新政，减少政治波动，让重新恢复权力制衡的格局。
夏竦伪造的书信看似污蔑诽谤，却给宋仁宗找到了理由。
出于这样的考虑，宋仁宗既没有对书信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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