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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加上“君子”，它还是“朋党”。范仲淹公然承认自己是“君子之朋”，引起了宋仁宗的疑惧。
同年四月，欧阳修写了《朋党论》，公然宣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还进一步指出“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就是间接承认了他们和夏竦、吕夷简之间的私人恩怨就是“朋党之争”，这无疑是在挑战宋仁宗的心理底线。这让宋仁宗对新政派十分不满，对改革的热情也消退了。
接着，夏竦又发动了第二轮攻击，这次直接拿石介开刀。
石介给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写了一封书信，让富弼行“伊周之事”。伊川和周公都是大名鼎鼎的功臣和忠臣，石介这是在勉励富弼为宋仁宗鞠躬尽瘁。
不想这封信竟被夏竦截获了，夏竦让女婢练习石介的笔迹，然后把“伊周”改为“伊霍”。
一字之改，意思大为不同。“伊霍”取西汉权臣霍光废立皇帝之意，废立皇帝是大逆不道之罪，足以诛九族。
夏竦把信交给宋仁宗，宋仁宗虽不相信石介、富弼敢废掉自己，但加深了对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反感。范仲淹和富弼也惊惧不安，都要求外放。不久两人都离开京城，保持原职宣抚地方去了。这两位新政派领袖的离去，也基本宣告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搞了个“进奏院案”，随后宋仁宗下诏书，公开批评范仲淹这些“朋党”，新政派官员全部被贬出朝，“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石介成为众矢之的，被外放通判濮州，还没到任，就于庆历五年五月，病死在家中。
“庆历新政”是北宋朝廷为解决国家三“冗”的弊端而进行的一次改革尝试，这次改革触动了朝廷中守旧派的利益，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十六个月后逐渐被废弃。
从“庆历新政”发展的过程看，夏竦伪造书信逼迫范仲淹下野成为重要的转折点，而宋仁宗放范仲淹离京成为新政走向结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