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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一项重罪。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
由于赵廷美身为亲王，而卢多逊身为宰相，根据宋朝的司法制度，对于王公大臣的审讯，要经过“杂治”和“集议”的特别程序。
“杂治”是由君主指派官员组成特别法庭，负责调查犯罪事实，主要是“审”而不是“判”；“集议”则是根据“杂治”审理的结果，由朝廷大臣集体讨论，提出审判意见，最终由君主定夺。一般来说，君主都会从轻发落。
在此之前，宋太祖赵匡胤曾启动过的“集议”程序，乃是乾德五年（967年）的王全斌案。
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平定了后蜀之后，“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诸不法事”，被人告发。赵匡胤认为王全斌等人有功，不想把他们投入大牢。他表面上命令由中书门下组织官员调查，然后“令御史台集百官于朝堂，议全斌等罪”。百官集议，定其罪“法当死”，但赵匡胤最终还是“特赦之”。
而在卢多逊案中，先是启动“杂治”程序，“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杂治之”，然后“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
太子太师王溥等74人经过“集议”奏，“（卢）多逊及（赵）廷美顾望呪诅，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最终，卢多逊被削夺官爵，同家属一起流放崖州。
赵廷美被勒归私第软禁，不久又在赵普的挑唆下，被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并于两年后去世。
其他一些官员也受到牵连，遭到贬斥；卢多逊的属下则多被处死。
而宋太宗则排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可以心安理得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了。
秦王赵廷美的“谋反”案，是宋太宗和赵普君臣为一己之私利，在“合法”的程序下，联手打造的一起冤案。对此，后世的史学家们也直言不讳。
《宋史》对赵普的评价虽然多有褒美之词，唯独在这件事上不得不承认“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赵）普与有力焉。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君子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