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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判，1两的小判，1\/4两的一分判以及庆长和豆板两种银质货币，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百姓很少会用到金银进行交易，大部分都是以铜钱的形式与商人进行交换，而日本的铜钱铸造技术实在拉垮，废了吃奶的劲儿也造不出媲美中国的铜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再加上各地大名私下里发行自己的制钱，导致国内私钱泛滥，币值低下，也迫使日本商人为了交易便利，不得不接受币值更加稳定的中国铜钱，所以每次中国商人行船到日本都会携带大量的铜钱前去交易，这也催生了日本专业货币兑换机构的诞生，1689年也就是清康熙二十八年，幕府颁布了《兑两令》，特别授予日本九家商号拥有对外兑换铜钱以及金银的权利，而九家商号也相继在商业发达的京都，江户，名古屋，长崎，大阪城等成立两替屋，作为货币兑换场所，当然因兑换产生的利润有一半流进了幕府的口袋里。幕府为了维持国内贸易的稳定和繁荣，特别允许中国商人可以在日本购买金属铜，交易量每年维持在五十万斤上下，中国商人按照六成白银，四成铜钱的方式支付货款。中国商人将铜运回国内后，并不能直接售卖，因为铜是朝廷直接管控的物资，商人只能是交给当地海关衙门，海关衙门以国内价格给出货值，然后会给商人签发一种签票作为凭证，商人拿着签票（实际是一种政府发行的商业汇票）去扬州或者长芦等地盐政衙门将这种签票换成等价的盐引，以抵铜资，这一番操作下来，朝廷没有花一分钱可以获得大批金属铜用以铸币，商人则可以获得官府控制的食盐，也能赚取不少利润，可谓皆大欢喜。
康家这次获得了对日贩铜的独家垄断经营权，看似很赚钱，实际却是赔本赚吆喝，盖因他是内务府直属的皇商，贩铜的利润和贩卖食盐的利润都需要上交给内务府一部分，而且海外贩铜风险巨大，稍不留神就会船毁人亡，每年中国派往日本的船只有一百三十艘左右，高峰时期也不过一百五十艘，而每年平安回来的只有一百一十艘上下，最少一年则只有八十四艘平安归来，其余的则永远的消失在了茫茫大洋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