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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相争是早已存在的问题了，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双方的争斗就一直持续不断，前面也陆续讲到过一些，下面就先简单总结回顾一下。
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北方主要是以楼观道为主导，围绕着《化胡经》和《西升经》展开，南方则是以顾欢为代表，他的《夷夏论》是导 火索。总体上，当时的争斗都是基于民族大义，以华夏和蛮夷为中心展开，结果是双方谈不上胜负，但二教在义理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佛教的传入，带进来的不仅是宗教，不可避免的还会带来一些天竺的文化、风俗，注重传统、某些自以为是天朝上邦的中国人对于这些外来的东西很是看不习惯，道士们便出头大肆谩骂，什么“剪发旷衣”、“狐蹲狗踞”、“毁貌易性”……骂人没好话，虽然这些骂人的话放到现在只能说很文艺，但更重礼仪的古人可不这么认为。总之就是对佛教带来的天竺那些风俗很是看不惯，认为佛教会带坏了我们的风俗，破坏了华夏的文明。
《夷夏论》则尖锐地指出，佛教的传入会造成大量人口不生孩子，这就是不孝，增加了大量不纳税的人口，这就是不忠，对于以忠孝为骄傲的国人来说，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危害罪不可赦。
其后出现的《三破论》，更加尖锐地指出，佛教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如此恶劣无礼的宗教，就应该在中国彻底禁绝。
面对道教界咄咄逼人的进攻，佛教界也积极应对，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击。
针对顾欢的《夷夏论》，明僧绍作《正二教论》，朱昭之作《难顾道士夷夏论》，朱存之作《谘夷夏论》进行反驳，并且还说孔子和老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是佛祖派来教化中国的，感觉有点像小孩子打架似的。
对于《三破论》，佛教界反映更加强烈。刘勰作《灭惑论》，说佛教不仅无害于社稷，反而能教化人心，对社会稳定好处是大大滴。孝是发乎心的，不要总盯着和尚那光头说事，人家那是怕那一头秀发影响了伟大的教化事业，天天去洗头烫发不费时间啊！还有，你们那个《化胡经》更无聊了，纯属“奸猾祭酒”伪造。南朝和尚玄光的《辨惑论》认为，现在不是只有儒、佛两教吗？道教是什么，那不过是儒教的小小分支罢了，怎么这么不知道尊卑？而且你自己都犯了“五逆六极”之罪，修炼的也全是歪门邪道，还好意思说我们大佛教如何如何，岂不让人笑掉了头发——嗯笑掉大牙。
总体上，这一阶段的二教之争，双方都没有涉及义理方面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正统、夷夏方面相互攻诘，前面也分析过其中的原因。道教自汉末初建，理论体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就连经书也就那么三两本，而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同样也需要时间来积累，打架就要用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手的短处，大哥别说二哥，默契点就都别聊哲学那么高深的学问了，面子上都过得去。
当隋、唐大一统以后，随着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文化、信仰又活跃起来，佛、道二教经过了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储备，感觉是时候再较量较量了，于是新一轮的争斗就开始了。
这一阶段的佛道之争主要发生在唐初，比较重要的有两轮，第一轮佛道双方出场的选手不多，分别以傅奕和法琳为代表，时间是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傅奕上《废省佛僧表》主张崇道反佛为导 火 索，双方开战，到贞观十四年（640年），前面讲到过法琳死在去四川的路上为止，第一轮结束。
第二轮则发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准确的说是显庆年间（656-661）和龙朔年间（661-663），双方围绕道教义理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争论。
下面先讲第一轮辩论。
作为本轮辩论赛的两个代表队的一辩，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傅奕和法琳了，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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