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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这个位于战国时代西部边疆的国家，在初期由于王室宗族势力的强势掌控，导致国家治理陷入困境。这些贵族只顾私人利益，不顾国家大局，使得秦国呈现出“内乱频仍、兵力薄弱且国君威望低落”的衰颓景象，列国诸侯纷纷轻视秦国，甚至视之为蛮夷。然而，在公元前361年，年轻有为的秦孝公继承王位，年仅21岁却胸怀壮志，矢志提升秦国实力，使其在诸侯国中崛起。他广布诏令，寻求能使秦国强大的奇谋异策，并承诺给予献策者高位厚禄，乃至封土裂疆的奖赏。
闻此消息，来自魏国的商鞅（原名公孙鞅，因其出身卫国，又称卫鞅），带着深厚的法学修养与改革理想的他决定投奔秦国。早年在魏国时，商鞅受到了丞相公叔痤的器重，但未能得到魏惠王的重用。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惠王极力举荐商鞅接任丞相，甚至建议若不能用则应杀之，以防他为他国效力。然而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意见，既未启用商鞅，也未对其下手。
商鞅在秦国得到了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连续三次面见秦孝公，分别阐述了帝道、王道和霸道的不同治国理念，最终以霸道之策深深打动了秦孝公。随后，商鞅提出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包括废除井田制度、重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奖励军功、统一全国度量衡、实施郡县制等，以此推动秦国走向富强。
秦孝公深受商鞅改革方案吸引，任命他为左庶长，负责主导变法工作。面对以甘龙、杜挚为首的旧贵族阶层对变法的强烈反对，商鞅坚持“因时立法，因事制礼”的原则，强调法律应当适应时代需求而变通。秦孝公坚定支持商鞅，力排众议，坚决推进变法。
在正式颁行变法法令之前，为了树立朝廷信誉，商鞅在咸阳南门策划了一场“徙木立信”的事件。他设立一根三尺高的木桩，并许诺能将木桩移至北门者可获重赏，起初无人敢信，直到赏金提高至五十金时，有人尝试并成功获得赏赐。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对政府诚信的信心，为后续变法法令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的内容十分全面，涵盖了废除传统的井田划分，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提倡农耕抑制商业，奖励农业生产；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创立军功爵制，按军功大小授爵；编户齐民，建立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世袭官职和爵位，鼓励宗室贵族依据军功获取地位；推行县制，强化中央集权等。
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公正无私，即便太子触犯新法，他也敢于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施以刑罚。这种铁面无私的做法震动朝野，使得新法得以迅速普及并深入人心。随着变法的深入，秦国的社会秩序显着改善，生产力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增强，国家实力迅速攀升，逐渐超越其他六国，达到空前鼎盛。
公元前342年，周天子及诸侯纷纷遣使祝贺秦的强大。公元前340年，秦趁魏国在马陵之战中失利之际，联合赵国共同进攻魏国，商鞅亲自指挥作战，成功击败魏公子卬率领的魏军，迫使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求和。魏惠王这才后悔没有采纳公叔痤的建议，早些重用商鞅。此后，商鞅因变法功绩卓着以及战功赫赫，被秦孝公封予商地大片封邑。
然而，商鞅的新法虽然成效显着，但也因其严厉苛刻，尤其是增设连坐制度和残酷刑罚，严重冲击了旧贵族的利益，加上执法严苛，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怨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王。失去靠山的商鞅遭遇公子虔等人报复，他们诬陷商鞅谋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途中，因自己制定的严格法规而不被旅店接纳，可谓“作茧自缚”。商鞅先是试图逃往魏国，但因过去恩怨而遭拒绝，只能重返秦国商邑，集结部下，企图凭借军事行动洗脱罪名。然而，秦惠王派遣军队征讨商鞅，商鞅在郑国黾池一役战败身死，其尸首被送回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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